婚之类的日子铸造,属于纪念性质。周琅大量铸造两文面值的铜钱,也算是创举了。
周琅铸钱的目的,并不在于铸钱获利,而是为了给印刷纸币做准备。所以他铸造的铜钱一定要成色十足,比满清的制钱更有价值。
除了铜制钱之外,还开始铸造金银币。金银币的形制跟西方银元不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铢钱形制,也就是跟铜钱一样的孔方兄,由于中间有个方孔,又重达一两,所以通过水力模具压出来的银币,比重七钱左右的西方银元要大很多,也比中国传统的一钱左右的金银币大的多,简直就是一块银牌。金的密度接近银的两倍,铸造出来的金币,反而巧合的跟西方银元差不多大小。
之所以银币选择了中国传统形制,又以“两”为单位,除了考虑历史传承因素之外。还是为了方便今后更好的统一币值考虑,虽然乾隆年间大量银元流入,但流通最广的还是闽粤一带,也还不占绝对主流,内地基本上都是以银两和制钱来计价,对于银元还比较陌生,和珅家藏银上千万两,银元才只有几万元可见一斑。
所以周琅也就没有废两改元,而是遵循传统。
这批金银铜制钱铸造出来之后,公行马上发布汇率,将一两银子提高到了1比1000小平钱(满清制钱),1比500公行制钱(周琅发行的铜钱)的比率。
规定制钱比例,遭到了钱庄行业的反对,他们的经营业务就是银钱汇兑,如果银钱比例固定的话,无疑会让他们的业务受到影响。说白了,钱庄的存在,就是基于混乱的币值的,如果货币汇率都固定了,谁还需要他们这些专业人士,一个老百姓都知道1000文钱就是1两银子,那谁还会到他们这种专业的钱铺里兑换呢,两个人之间自己就做了。
伍秉鉴通过拉拢银号行业,告诉他们以后公行铸造的金银币甚至制钱,只要他们能铸,也交给银号的铜炉来铸造,并且写进公行公约中,规定之后公行行东可以为公行铸钱。但同时又不限制银号自己铸造银锭。公行要铸造的金银币,第一笔就是上千万的数字,银号行无法拒绝,于是坚决支持伍秉鉴。
当铺行业则对混乱的币值无所谓,至少他们对这方面没有切身利益,反倒是汇率的不稳定增加了他们的风险,所以他们乐意公行规范银钱比例。而且伍秉鉴暗中告诉当铺行,会给他们一大笔低息贷款。于是当铺行东们决定支持伍秉鉴。
在当铺和银号行业行东的支持下,伍秉鉴压制钱庄行东,一次次成功提高了银钱比率,并且宣布保持在1两兑换1000文的固定价格上。
经过这一番操作,伍秉鉴等于通过公行收编了银号行,因为当公行铸造的规格一致,数量惊人的银币流入市场后,银号们自己铸造的不同类型的银锭顿时失去了作用,渐渐沦落为接受公行铸币订单的铸币厂角色。
当铺行业则是被拉拢了,得到充足资金的他们,抵押贷款的业务蓬勃发展,灵活经营的大小当铺接受各种资产,甚至有的当铺连牲口都愿意接受,车船房产等当然更不再话下。由于当铺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早就是一门成熟的行当,两三万资产就可以经营,上到王孙公子,下到平头百姓的生意他们都做。
一时间金融行业中抵押贷款这个业务,迅速在广州快速扩张起来。大量当铺开办,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利息大幅度下降,从过去的高利贷级别,迅速下降到普通商业贷款阶段,但依然比金融行业发达的荷兰、英国的资金成本高,那些无法得到公行低息贷款的普通中小商人的资金成本普遍在1厘以上,但已经普遍低于2厘了。高利贷行业,在广州渐渐退出历史。
钱庄行业则备受打击,银钱兑换买卖的业务大幅度萎缩,只能局限在流入银元跟制钱之间的兑换业务,就在业务日益萎缩,经营竞争激烈之际,伍秉鉴找到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公行的纸币终于印制出来了,伍秉鉴希望这些钱庄,通过自己的关系和渠道,帮忙推广这些纸币,而他们将会得到三分的佣金。三分佣金并不高,可相对于成千上百万两的兑换业务来说,总体则是一笔丰厚的酬劳。反正不需要他们承担风险,这笔买卖值得做,再说他们现在也没什么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