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惨的是,王安石在随后数百年中,竟然逐渐成为华夏正统观点中的反面角色。% 宋钦宗于靖康元年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降为从祀。六月更下诏:“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到南宋时候,面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严重危机,士大夫们竟然把亡国的历史罪责往王安石头上推,把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至元人修《宋史》,评价其“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从此成为宋明的公论,甚至冯梦龙的《三言二拍》里面也要把王安石讽刺一番,借百姓之口,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误国害民、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犬不如的佞臣。王安石的孔庙从祀地位也被取消,更因为其“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言论,评为“万世之罪人”。王安石的诸项新法也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正是义利之争的原则问题。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原本朱重八出身农民,对“奸商”就极为愤恨,更将王安石的新法视作洪水猛兽,下令拆毁庙宇塑像。
张居正本人乃是一等一的大才,自然眼光独到,不去趋附这些时人议论。他对大明朝的痹症研读已久。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自有不落窠臼的想法。其实在他心中的变法思路。也有些与王安石暗合的地方,比如将赋税货币化,强化国家作为经济参与者的地位,以达到对整体财政的优化等。
但人言可畏,张居正也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赞许这位变法前辈,免得引火烧身。甚至在原本历史位面上,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变法时。便绝口不提变法,只说是“恢复祖宗旧法”,乃至于有人把他比作王安石时,张居正大为忌讳,恼羞成怒。
谁知今日严鸿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居然口中赞许王安石,这让张居正不禁心中暗生惺惺相惜之感。但他一震之后,旋即面色如常,不动声色问道:“纯臣,你说王荆公才略盖世。又是为了大宋朝廷与百姓变法,那么为何他的变法却落得怨声载道。还为后世青史所诟病呢?”
严鸿做惯推销员,察言观色的能耐自然在水准之上,张居正神色一变的瞬间,却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对王安石变法始末,实在不是很清楚,但就拿出前世考试做策论的能耐,所有的政务问题,无非是那么几条,当即侃侃而谈道:
“学生读书少,不懂什么道理。不过想来,王荆公的变法,意思虽然好,多半犯了几个错误。一是把他在宁波治理的经验,直接推广到全国,却未考虑到全国各地情形不同,不能一概套用;二是他制定了好的办法,但下面的人未必理解,推行的时候,中间很多地方执行不到位;三是变法,必然触动一部分当权者的利益,王荆公一厢情愿,恐怕未必能协调好这些人的利害,又没有事先准备好对付这些人的办法,所以遭到了阻力。而对老百姓而言,改革多数也是有利有弊,有的地方能得到好处,有的地方就要吃亏,而老百姓对吃亏总是更容易敏感,王荆公不曾做好宣传,不曾让老百姓真正体会到好处,那么有可能上下都反对他。此外还有班子问题,变法是一项大事,必须有强力的部属。这些人未必都要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但至少王荆公应该控制得住他们,才能让他们大部分气力用在推行变法上而不是谋取私利上。这一点,王荆公做的恐怕也不够好。最后还有一条,后世说王荆公变法不好,未必他就真的不好。这帮子文人,有几个真正懂得民间疾苦的?横竖不过是变法坏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就勾结起来给王荆公泼脏水的,怕也大有人在。当然,我不是说王荆公变法就一定白璧无瑕,但肯定也没有那帮人说的这样不堪。先生您也说了,王荆公在宁波做的就不错,至少让老百姓得到了好处的。一个变法能有部分措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却被后世骂得一无是处,这本身就说明这骂人的有问题。”
张居正听严鸿这般说,心中又是一震。此子见识,果真非同寻常!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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