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立宪,并恳请清廷废除旗人特权。
本已被关在牢里的原直隶总督杨士骧被北洋军从牢里提出,套上岑春煊的官袍后被军人拥入直隶总督衙门,站在袁世凯的身边宣布直隶“自治”,成立“自治会”,拥戴袁世凯为会长。
至于清廷任命的直隶总督岑春煊,则在段祺瑞率兵挺进天津的时候便已化装逃跑,躲入天津英国租界,但随即便被租界当局驱逐,只好再躲到德国、法国租界,最后以“国事犯”的名义在日本租界安顿下来,一路抱头鼠窜,好不狼狈。
并非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是不忠不义的乱臣,就在各省汉官纷纷宣布“自治”的同时,旗人官员则高举“勤王”大旗,开始了反击:
“讨贼第二军”统帅、“钦命提督军务大臣”、陕甘总督升允本已在信阳发布讨贼檄文,但尚未来得及部署进攻武汉战略,猝闻袁世凯造反,当天即于信阳发布讨逆檄文,誓师勤王,试图回援直隶,但由于京汉铁路被北洋第二镇截断,清军顿兵于信阳,进退失倨,北有北洋强兵,南有共和军北伐先遣队,粮道被断,军心动摇,数日后河南新军暂编第二十九混成协发生哗变,杀协统刘承恩,联合毅军赵倜所部围攻第二军司令部,钦差大臣升允见势不妙,单人匹马逃往潼关,清军第二军失去统一指挥,就此解体,变兵将信阳军储洗劫一空之后,一部分旧军北上投奔了北洋军,新军则大多向南开拔,与共和军北伐先遣游击队取得联系,随即宣布加入革命军,响应起义。
闽浙总督松寿于福州拍发“讨逆通电”,历数袁世凯“弑君”、“谋逆”等种种大逆不道之罪行,誓言用袁世凯人头祭奠大行皇帝,随即募集壮丁,号“勤王军”,举兵于福建,同时联络各国领事,寻求列强支持,但均遭拒绝。
数日后,福建新军暂编陆军第十镇一部于福州城北莲花山驻地起义,在同盟会员、福建武备学堂总教习许崇智的率领下聚攻北门,与此同时,以闽籍会员为骨干的同盟会敢死队在福州城内发动进攻,围攻设于花巷的第十镇司令处,激战不久,福宁镇总兵、第十镇统制官孙道仁在镇司令处宣布反正,随后在敢死队员的“保护”下走出司令处,调集城内新军聚攻总督衙门,闽浙总督松寿走投无路,焚毁总督衙门,举家投火,在熊熊烈火中,福建宣布脱离清廷统治,同盟会推举孙道仁为福建都督,许崇智为闽军总司令,随即闽军分兵两路,一路北伐浙江,另一路则向闽南漳州挺进,与早已攻占漳州的广东起义新军残部会师,以便合兵南征广东。
正在川北督促各团防局抽丁编练“讨贼军”的四川总督、汉军正蓝旗旗人赵尔巽闻知北洋军变,匆匆返回成都坐镇,将四川新军暂编第三十三混成协解除武装,全部调往城外,另换巡防营入城拱卫,布置妥当之后,即率大军赶往广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扑灭了由同盟会干部熊克武、黄树中等人领导的袍哥起义,随即在川南、川中大开杀戒,一时之间人头滚滚,腥膻满川,人送绰号“赵屠”。
当赵尔巽在四川挥舞屠刀的时候,云贵总督锡良也没闲着,除了像赵尔巽一样将新军调出省垣之外,锡良还大肆招安绿林武装,号称“勤王讨逆军”,声称择日北伐中原。
署理两江总督长庚也拍发通电,宣布响应锡良,组织勤王军,占领江阴要塞,封锁长江,禁止华商轮船通过,同时派兵一部南下浙江,绞杀当地会党起义。
除了这些旗帜鲜明的官员之外,尚有一些封疆大吏持谨慎观望态度:
两广总督张人骏宣布“局外中立,保境安民”;广西巡抚张鸣歧通电支持张人骏;山西巡抚宝棻虽是蒙旗旗人,但迫于形势,在山西立宪派的策动下也宣布“中立”,一边通电谴责袁世凯,一边电告清廷,敦促其顺应民心,早立宪政,但同时也派人前往蒙古草原,召集兵马,准备勤王;新疆巡抚联魁鞭长莫及,本欲派兵借道西伯利亚赴援东北,但被俄国拒绝,无奈之下也只好跟着附和立宪;湖南巡抚岑春蓂虽也宣布“中立”,但通电拍发次日,省垣长沙即被共和军吴振汉部联合共进会部队攻破,岑春蓂被俘,在砍头和“反正”之间他理智的选择了反正,也投身革命阵营,做了湖南议院的议长……
与此同时,世居东北的旗人宗室贵胄推举代表,在日本租界地旅顺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宣布袁世凯为“国贼”,号召天下旗人共讨之,并召集勤王军,号“关外八旗”,叫嚣择日南下,讨灭叛军。
似乎是嫌局面还不够混乱,旅居海外的保皇名士康有为也来凑热闹,在东京拍发通电,声讨袁世凯,组建“保皇党”,号召天下士民“共击叛臣”,保扶大清。
在一片纷纷扰扰中,坐镇武汉的共和军总司令赵北于1月5日再次拍发通电,附和袁世凯的“南北议和”之举,并重申共和军的主张,那就是“共和”:“帝制终结之时,便是袁公世凯就任共和中华大统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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