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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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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各方都不得安宁,这件事所关系到的是极为重大的利害问题。请先让各道的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反复论议是否可行,如确无可疑之处,然后施行。”进言以后没有答复。

    军户既已南迁,准备收括田地分给他们,还没有拿定意见,皇帝对尚书省说“:北军将到河南,因此而尽迁各路军户,共同加以保卫。如今既已到达,粮食自当分地给他们,但至今没有加以处理。可以派遣官员聚集各地老人询问他们,是准备增加赋税,还是分给他们田地,二者哪种比较方便实行?”他又将这事告知高汝砺。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员们来报告说“:农民们都说,近年来租赋越来越重,如果再增加,就难以承受了。不敢再租用官田了,愿意分地给军户。”于是,高汝砺上奏说“:迁移军户,是一时的举动。民众租用官田,是长久之计。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数量相当。又有许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种的,他们的祖坟、村庄等都在官田里,这些人大多是贫民,一旦夺田,何以维持生活?况且小民容易动荡难以安定,因为一时避收田赋,所以说出这种话来。可是真让他们把土地给了人家,那么,前日还是主人今天就变成了客户,能不悔恨吗?悔恨便产生愤慨之心。像在山东调拨土地时,肥沃的田地都被有权势人家所占有,贫瘠的土地才给贫困户耕种,这样无益于军户,有损于民众,导致他们相互憎恨,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平息下来。前事为时不远,足以成为鉴戒。只能采用增加官田赋税,以供给军户粮食的一半,再将原属官田现已荒芜的田地、放马的草地按数分给他们,让军户自己耕种,这样,百姓就免去失业的艰辛,而官府也不必做出对民众有害的事情。况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宜种麦,如今雨水充足,又正当播种时节,只恐民众产生疑惑而误了计划,应当早做决断。”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不久转任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军户的土地必须拨给,让他们能够及时开垦耕耘。高汝砺又上奏说“: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马地,有许多被民众私自耕种了。如今正当种麦时节,他们知道准备拨给别人,就必定都抛弃不种,等军户分到时,又已错过播种时机,这样就成了荒废的土地了。不如等这一季收成之后再调拨,依照土地的收成征收适量的赋税,以补充军需储备,这样对公私两方均有利。请等到九月以后再拨调还官府。”十月,高汝砺又进言说:“如今河北的军户迁到河南的多达几百万人,每人一天给一升米,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万石,给予一半,其价值仍相当支出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出的土地合计是二十四万顷,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万多石,请在正常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便配给他们,同时仍将原属官府所有的闲田和放马地可耕种的分给他们。”皇帝表示同意。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分别到各郡县就地配给,每人分给三十亩,由高汝砺总管其事。后来,搜括土地的官员回京,都说:“土地的亩数很少,且都是贫瘠难以耕种的,估计可以耕种的已经都分给了他们,每人所得无几,又都是偏僻较远的地方,必须迁移到那里去,军户们都感到不方便。”高汝砺便将有关情况上奏皇帝,下诏让有关方面停止办理,只供给一半军粮,另一半折成钱配给。

    四年正月,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他接连上表请求告退,朝廷都下优诏不答应。正值朝廷商议出兵河北,保护民众收麦,但民间却正在传言说官府准备把麦都收走。皇帝知道以后,问宰辅们说:“怎么办呢?”高琪等上奏说“:如果让枢密院派兵占领交通要道,镇压当地匪寇,仍然准许民众收割出逃者的民田,这样,军民两便,若有战事,士兵们也必定尽心尽力。”高汝砺说“:这绝不是好办法。因为河朔的民众所依赖的食粮只有这季麦子了。如今外面已有谣言,再派军队前去,势必更让他们产生疑惧之心。不如听从他们自便,让宣抚司出来查禁无赖之徒,不让这些人侵扰民众就够了。已出逃的民户田地让有关方面收割,以充军粮就行了。”于是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前去检查麦田数量,并且向民众询问是否愿意朝廷发兵护麦。回来后,他上奏说:“我西自怀、孟,东至曹、单等地,见收麦时受干扰情况并不多,访问农民时,知道他们往往自行建起义军。臣下向他们宣布朝廷原打算出兵护收的意图,均表示感激却不愿朝廷出兵。”于是停止发兵。

    高汝砺连连请求辞退得不到许可,便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必须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实现。如今大兵已退,正应当修整关隘,训练兵士,必须有精明能干、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人才来预先筹划,以助中兴大业。我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院副使胥鼎,才兼众长,身兼数职,请求召回朝廷。”皇帝不从。当时高琪准备听从进言人的建议,每年清查一次民田亩数据以征收租税,朝廷也打算听从。高汝砺进言说“:臣下听说治理大国的人要像烹煎小鱼那样,这是有关为政的极好的比喻。国朝从大定年间实行一次普查之后,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况,这是贵于简易安定而不轻易烦劳民众。如今进言者请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实际耕种的民田,计数征收租税,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这岂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必定让民众心中不安。况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连遭劫难和抢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芜,征收时难以依照原有数额,所以实行目前的权宜的办法,这样,军需粮不增加,而土地的减少是轻易可见的。河南自从车驾南行以来,百姓剧增,所有闲田以及逃亡户遗弃的土地,都被开垦耕种完了,他们各自承担了原户人家的租税,对他们的征收额也是依照推排的数额,所以虽然兵马越来越多,却并未有所缺误,怎么能够总是干扰让他们不得安宁呢?如果担心豪强们欺瞒而逃避征税,那么,即使让有关方面查检也难以保证尽符其实。只要严设赏罚的规定,允许各人自首,或者让人上告并加以逮捕,违犯的以盗用军需物资罪论处,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上告的人耕种,这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而赋税也就能够全部收缴入官,何必干这种纷纷扰扰的事情呢?况且还有三条原因不能实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么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间杂种的庄稼也必须随时丈量,一年之中没有休止的时间,民众将感到厌烦并逃避,这样耕种就会误失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他的,这时,所收的数额依旧的话能够交来的赋税就要减少许多,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时,县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这样,乡间小吏们就能够暗中贿赂,上下其手,假写文字,反而失真,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相互之间如勾结起来冒认,朝廷只凭当地官府的簿籍收赋税,到时如果发现少于原有数额,那么误缺粮食物资储备的事必然发生,这是三不可。凡朝廷办事,务必要办到底,如果已实行了又中途停止,岂是一种好的计谋呢?”于是原来议定的办法被中止。

    兴定元年(1217)十月,高汝砺又上疏说“:有人进言请求暂时和宋人议和求得边境安宁,这绝非好办法。宋人多狡诈不实,虽然彼此交和的文书经常往来,而边境的警戒却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然难以撤除,那么议不议和也都是一样的。如果对方以虚辞敷衍,在正常礼仪之外别有所求,出言不逊,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经先派使者,现在有何不可?’须切记时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样,难以同等而言。原来海陵王出师无名,理曲在我,所以世宗即位,先派高忠建等报知宋王,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动以修旧好。宋人随即派使者前来,书信中言辞傲慢,改变语气,不再奏表称臣,要求归还旧疆土,双方成为兄弟国家。虽然宋朝的枢密院和我国的元帅府时常通信访问,而入侵的行动从未停止过。后来,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打败了宋将吴瞞、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打败了李世辅,斩首五万级,兵威大振。世宗对宰辅大臣们说‘:以前宋人说派使者请求议和,乘我无备而进攻宿州,如今被我军打得大败,被杀过多,所以不敢再相互通问。我哀怜南北民众久困于兵燹,本意在于使民众安宁,何必计较细节问题,特令帅府写信给宋人以便议和修好。’宋人果然派使者前来和谈。以当时堂堂之气势,又无边境的祸患,还免去宋人奉表称臣的礼仪。如今宋人抛弃信义违背盟约,侵我边境,是对方理曲。如果对方来请求和议,于理为顺,怎么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议而自示软弱呢?只怕不仅无益,反而招致侮辱而已。”

    十一月,高汝砺进言说:“我听说国家以民为基,民众以财为本,所以王者必然先爱其基本。国家征收赋税,以河南为最重,所征收租税经常三倍于往前。如今省部计算岁收时通宝不够支出使用,便在民间收集了桑皮故纸钱币七千万贯来补空。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有不畅,又要增收两倍钱。河南的人口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租税大多还未交足,而此令再发出,农民如果不卖应当交纳租税的粮食,就必须减少食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有易,时势有缓有急。如今急用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是由民力生产出来的,来源有限,可以慢慢收取。而容易办的是钞票,它通行于国家,变化无穷。过去大钞用起来不方便就改成小钞,小钞产生弊端就改为宝券,宝券不通行了就改为通宝,随机应变都在于国家,又何必来干扰民众呢?农民尽力供奉军用物资已感力量不足,如今又要加征通宝,如果难以交出,就会逃亡。民众逃亡就会荒废农事,军队的食粮从何而得?有关方面不考虑长久之计而贪求近利,不固其本原而计较细枝末节,只恐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出现问题。我并非不在意于钞法,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法稍缓些,实行物价稍有提高的办法民众所害较轻,如民众不安定,军储不充足为害就严重了。请陛下考虑外间的形势,详察臣下的意见,特命有关方面减免推行,这样民众之心就会喜悦,而不足的租税就有望收到。”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相互攻击不和,准备采取划分州县地区、别封名号加以处置。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因为河北各路统帅大多是本地的义军,一时暂当队长,也有过去曾经背叛过的,不像长期在朝为官的人,知晓礼仪,懂得名份。贪婪暴虐,不守法纪,本不足为怪。朝廷因为这时正是多事之秋,暂且笼络住他们加以任用,是要使遗留下来的民众能稍得安宁。他们相互攻打则实力越来越弱,势力弱小则朝廷容易制约。如今如果将土地分开交给他们,州县官员他们就能自己委任,民众的租税他们就能自行征收,这样地大的就会越加强大,地小的就会越来越弱。长久以后,弱的就会被强的兼并,而强的所占地盘朝廷就难以再收回,这样朝廷就越难约束。过去唐朝分开河朔的土地来给那些叛将,史官们认为这是保护和养育孽根使之萌长而成大祸,这事应当成为今日的大戒。不如命令行省对他们加以牵制笼络,多方制约使他们的野心不能得逞。将来边疆战争稍息,国力恢复,如此鼠辈又何足为患!”于是,原来议论被中止。

    皇帝曾经对高汝砺说“:我每次见您侍立朝班时,总是担心您受不了这种辛苦,让您坐在殿下,而您总是不肯听从,这是什么原因?君臣相互知遇贵在诚实,谨小慎微的区区小事我向来是不计较的。”高汝砺便说君臣的名份区别十分严格,自己不敢听从命令。

    兴定三年(1219),河南颇获丰收,民间多有存粮,高汝砺便上奏说:“国家的要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了。如今屯守的军队越来越多,而修建新城的耗费也很大,何不趁此丰年多方经营办理,以防秋季时可能出现军用不足。请在河南各州府查验一下物价的高低,暂设规定,凡是朝廷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的散官以及受荫人,免于试用充任监官给予报酬,或者僧道的官师要求德号度牒、寺观院匾额等,都可以让他们来买。任县官的如果能够劝导人交粟米达到三千石的,将来优先予以晋升,五千石以上的晋升一级官阶,一万石以上的提升一等职务,并且立即补给现缺。以使人人知道努力和敬慕,多有收获。”皇帝听从了。

    同提举榷货司的王三锡建议朝廷实行油类专卖,高琪因为正急需用钱,劝皇帝实行。高汝砺上奏说“:古时没有专卖法,从汉以来才设置盐、铁、酒榷,都将收入交公,以助经费开支。末流的甚至有算计到车、船、建构房屋等,其征税的方法也用尽了,但是还没有听说榷油的。这是因为油料是世人所共用的东西,利归于公家就会有害于民,所以古今都对此置之不论,也是厌恶过于苛刻而轻易不愿烦扰民众的缘故。国家自从征收军需物资以来,河南一路每年交纳的租税何止加倍,又有额外征收的各种钱财,横加的各类杂役,无非都从民众所出。而再提议征收油税,一年征收几十万两银。国家以民为本,当此之时还能再让民众受困吗?如果听从王三锡的建议,就是把举世通用的货物变成国家专卖的货物,私人家里常用的物品成为禁物,自古以来不实行的办法当成好的方法,这实在是圣朝所不应采取的。如果真的实行,其害处有五条,请让我加以说明。河南各州县就必须设立油务九百多所,设官一千八百多人,这还不算那些小吏和工人们。这样费用不可计量,而且要新建房屋,夺人买卖,制作器具,公私两方均受烦扰,这是说不完的。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的方法,如果征收的赋税不足就必定要想法强行抑制或者配给,以此而产生弊端,小民百姓受苦就更加难以忍受,这是害处之一。油价的贵贱各地不同,只有依靠商人转运贩卖互换有无的物品,所以其价格能时常保持比较平稳,人们都容易得到它。如今既然设立官务,各管一地,相互侵犯就有罪,这就会使价贵的地方经常很贵,而价贱的地方又总是很贱,这是第二条害处。民众家庭日常使用时不能亲自去灌,而转卖的人就要增收利息,这样价钱不能不贵,而使用起来也就不能不难,这是害处之三。盐、铁、酒、醋,公家和私人所制作的不相同,容易区分,只有油却不同,难以辨认。而今私造者有罪,捕告者有赏,那些无赖之流因而可以诬陷和给良民构罪,这是害处之四。油户所建的房屋、器具,原来已用钱很多,有关方面按照行业推定物力,摊派了赋税。如今夺其器具,废其产业,而要征收的赋税如前,他们怎么生存下去,这是害处之五。只有停止才是好办法。”皇帝表示赞同,但又觉得难以违背高琪的心意,便下诏聚集百官到尚书省商议。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的意见都和高琪相同,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蠧、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都认为不行。皇帝说“:古代所不实行的今天却加以实行,这是多生一事,停止了吧!”

    十月,赏赐给高汝砺一只金鼎、多彩的锦帛三端。四年三月,拜为平章政事,不久又任命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为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请求退休,不得许可。九月,皇帝对高汝砺说:“昨天上朝听政,直至午时才罢朝。您年老了,不能长久站立,等奏事结束,使用印玺的时候,你就可以先退出坐下,只恐积劳成疾,反而妨碍了参议朝政。”当月,他又请求退休。皇帝说:“丞相您已经尽礼了,然而今日朝臣之中,谁能比得上您,又何必一定要求离去呢?暂且留下来再辅佐我吧!”十月,越级晋升为荣禄大夫,皇帝仍对他说:“丞相几次请求离任,我因社稷责任重大,所以坚持再让你留任。丞相老了,而官阶还不到二品,所以特地晋升了两阶。”十二月,皇帝又对他说:“以前因为你年老,听政时久立辛苦,让你在使用印玺时退下坐在廊下,而你却不听我的话,仍站立直到罢朝,莫非有关方面没有给您设下坐榻吗?您要尽量听从我的意见。”元光元年(1222)四月,高汝砺跪着奏事,皇帝让他站起来,并说“:您是大臣,所进言的都是事关国家的大计。我要求您的只是尽忠国事,何必在小事上这样谨慎,从今以后不要这样。”

    七月,皇帝对宰辅们说:“以前有人说世宗过于俭朴,有的说不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广于积蓄。章宗时支出很多,却没有觉得匮乏,也是因为先朝有积蓄遗留下来!”高汝砺便进言说“:俭用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说到这事,就是天下的福份了。”九月,皇帝又对宰辅们说:“有功劳的人虽然有小的过失也应当宽免他,没有功绩的人怎么能够宽恕呢?但是有功劳的人容易受到人们的诽谤。凡是有功劳的人别人向我说起他的过失的,我必定要深加究察,看是否符合事实,即使是亲近的侍臣们所说的也不敢轻信,但是也未曾因个人的爱憎而徇私情的。”高汝砺说:“公正就会明察,偏听就会暗昧。平常人大多容易根据个人爱憎而徇情,不合公论。陛下圣明之君,所以才能这样。”

    二年正月,他又请求退休。皇帝当面对他说:“今日如果听从您的话,善始善终之道也就尽情了,于你心安,在我也是一件好事。但时局正多事,而我又无德,正要依赖旧人来辅佐,所以未能满足您高洁的志向啊!”高汝砺坚决请求,宣宗始终不肯答应,并对他说:“我每当听人说别人的好坏时,必定深究真实情形。”高汝砺回答说“:过去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了阿大夫和身边那些毁坏人家名誉的人,于是群臣都恐惧不安,不敢再说假话,齐国大治。陛下能够谈到这事,大治安定的局势可以预期实现了。”二月,皇帝因高汝砺年纪大,免去朝拜之礼,站立久了就让他到殿下休息,仍令有关方面设立坐榻。三月,高汝砺又请求退休,皇帝仍优诏劝谕不许可。皇帝对群臣们说:“人有才干能够做事,但心术不正的,毕竟不足为贵。”高汝砺回答说:“他心术不正而又有才干,正像所说的老虎而添翼,这种人就是古代圣人贤君也难以深知了。”皇帝赞同他的看法。过了些时候,皇帝又对宰辅们说:“凡是为人处事心地善良而办事忠实的,这是最为难得的。如果巧于言语心怀奸诈,又有何用?然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往往被人认为是平庸的。”高汝砺回答说“:人才难以十全十美,还是根据他的专长加以任用吧!”皇帝表示赞同。五月,皇帝问宰辅大臣们有关修建好京城城楼上的高台事。高汝砺上奏说:“所使用的都是大木,而现在比较难找,正让他们想办法。”皇帝说“:我宫中别殿里如有合用的立即搬去使用。”高汝砺回答说不应拆毁。皇帝说“:除了居住的地方外,拆毁点又有什么害处?不然岂不是更有劳民众从远方送来吗?”

    金哀宗刚即位,谏官们便进谏说高汝砺欺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天下人所共恨,应当罢免他以督责百官。哀宗说“:以前汉惠帝曾说,我比不上高帝,应当遵守先帝的法则。汝砺是先帝立为丞相的,又怎么可以罢黜呢?”又有人写了匿名信说“:高某如不退休就要杀死他。”高汝砺因此而又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不许可。正大元年(1224)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让他在宣宗庙里配祭。

    高汝砺为人谨慎,严守机密,廉洁,能够使国君了解和信任他。但是他固守旧法,看着国君脸色办事,回避要害的事情,所以他任宰相十多年,没有受到过责备。他贪恋官职地位不肯离开,当时的士人在议论时颇以此来讥讽他。

    张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为避庄献太子讳而改名。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累官至铜山县令。明昌元年(1190),因为廉政被提升为监察御史。泰和三年(1203),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又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见他。张行信便向皇帝进言两件事:一是依照旧例调换吏官以除民害,一是徐、邳一带土地适宜种麦,收粟时应当允许他们交纳麦子使民众便利。皇帝同意他的建议,让尚书省商议后实行。

    崇庆二年(1213),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免职为民,但他仍贿赂朝中权贵,想要重新起用。满朝官员没人敢表态。张行信便上奏说“:胡沙虎为人残忍凶狠,骄横跋扈,献媚于近臣,妄图让他们加以称赞。自从被罢免以来,士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如今如再任用,只怕为害更超过往日,况且还会有比这更加利害的事情。”他接连上书奏告,但没有回音。当胡沙虎弑君谋逆时,人们都替他担忧,而张行信坦然自若,不以为意。

    当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号为贞。。张行信因为当时没有立皇太子,没有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上疏说:“自古国君即位,必定立太子作为储君,必然下诏布告中外。我私下见皇长子每当到朝廷的时候,用的是东宫的仪仗和护卫,可是到殿堂时,又和诸王排列在一起。况且已经任命了侍臣,可是至今却没有定下礼节,可说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啊!在汉文帝元年,首先就立皇子启为太子,这是用以表示尊从祖先,注重社稷。希望陛下能和大臣们详细商议,斟酌前代的故事,早下明诏,以确定其地位,谨慎地选任官员,辅佐他成为有德行有器度的继承人,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胡沙虎被杀后,张行信上密封奏书主张端正刑赏之事,有关言论记载在胡沙虎传中。他又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难以得到合适的将帅,请陛下让重臣各举荐所了解的人员,如果确是可用之才,立即加以召见,公开奖赏,让他们自愿报效国家,必定有舍命报国的人。以前李牧在当赵国将军时,军功爵位封赏都能自己做主,出兵进攻退守等不需听从朝中复议,因而能够北破大敌,西抑强秦。现今任命将领如果不再采用条文旧法将他们约束,由朝中意旨来牵制他们,而是委以全任,责其成功,让他们能够全部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则克敌恢复国土的功业可望有成了!”皇帝赞许他的意见。这时刚刚提拔任用王守信、贾耐儿当将领,他们都是鄙俗不堪、不懂兵法律令的人,张行信担心他们贻误国家大事,便上疏说:“易中写道:‘开国和继承大业,小人不可任用。’这是圣人用以警戒后世的,话说得这样严厉。如今大兵纵横遍地,人心惶惶不安,抵抗敌军兴国理政如非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是难以成功的。狂滥庸俗之辈,承蒙提拔,参预机要大事,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于是,皇帝把他们都罢免了。

    代理元帅右都监皇族讹可率兵五千人到通州护粮,遇到敌军立即溃败。张行信上表奏道:“领兵之道,无过于赏罚二字,当派兵对敌时必须让他有所思慕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然后将士听从命令而功业可成。像讹可败退,就应当公开明确他的罪责,朝廷如果加以宽容,一点不追究,我担心领兵之道未能尽用了。”朝廷下诏回报说“:你的意思已经清楚,讹可等人已经下狱治罪了。”

    当时中都受到敌军威胁,朝廷刚刚派使者前去议和,统率军队的人畏缩不敢出战,说是“担心破坏和议”张行信上书进言说:“和跟战两件事情本不相干,派出的使者专心于议和,领兵的人要一心考虑作战,怎么能以议和作为不战的借口。自从崇庆年间以来,都是因和议而误事,如果我军肯努力作战,略略打败敌军的锐气,那么和议的事早就可以成功了。不久前北方使者前来,但他们的军队仍然攻破东京,入侵河东。如今我方的使者刚派出,将帅们就马上按兵不动,这对和议是毫无益处的。形势越是危急,粮草就越是困难,和议能否成功尚未可知,怎么能够闭门坐守待毙呢?应当乘兵马还强壮的时候,挑选精兵猛将,防卫运输通道,往来和敌军作战,稍微挫败敌人,那么附近储存的粮草就能运进京城,和议也就不用多久就能成功了!”皇帝知道他说得对但却不能实行。

    二年三月,因为朝廷搜括民间的存粮,张行信害怕失去民心,便上书说“:近日朝廷命令知大兴府的胥鼎根据方便的办法筹划军粮,胥鼎便奏请允许人们交粟米买官。接着又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括官员和民众的粮食,每户存粮两个月,其他全部交给官府,用官爵品级银钱来作为报酬。当时有粟米的人有的已经报数字给了胥鼎,但还没来得及送到官府。奥屯忠孝想多搜粮食来表明自己功劳大,凡是胥鼎已经记载上的数字他也不扣除,民众甚为痛苦。如今米价飞涨,无处可购,民众所存的两月粮食又被夺走,他们将不单归罪于有关方面,也要埋怨朝廷没有明察。大兵已经压境,人人已觉危险,如果再干这种不该干的事,只怕会发生其他变故,那就得不偿失了!”皇帝十分赞同他的话,当即命令近臣前往审视并加以处置。皇帝对奥屯忠孝说“:我已深知你尽心国事,但国家目的是要得到一部分粮食,如今粮已获得,就暂且让民众自行安排吧!”四月,任命张行信为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代理本路宣抚副使。他将要离京时,请求入见皇帝,皇帝在便殿接见了他。他上奏说:“我观察奥屯忠孝这个人虚伪不忠,遇事惨毒残酷,和胡沙虎是同党。”他历数奥屯忠孝的罪状,并且说:“平时无事还容不得一位宰相是没有才干的,何况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能够让这样的人参政吗?希望能立即罢免他。”皇帝说:“我刚即位,选用和罢免大臣应当合乎礼节,你可以告诉他的亲信,转劝他辞去就行了。”张行信便告诉了右司郎中把胡鲁让他转告奥屯忠孝,忠孝却不在乎。

    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便上书奏四件事,其一是说:“杨安儿贼党早晚就可以抓获,不须忧虑。今日急务,在于收用民心而已。以前官军讨贼,不分好坏,一概杀掉,抢劫财产,掳掠妇女,这就更让居民怀疑和害怕,逃走聚集山林。如今应当明令有关方面,严加管制,不让劫掠平民百姓。这样百姓安心,坏人的诈骗和威胁就不起作用,他们的实力就大减。”其二说“:自从兵乱之后,郡县官吏豪族,大多能够纠集义兵,攻打土匪,朝廷虽然委任他们本地的职务,但不久又派人代任。那些旧官员是当地民众所一向信服的,而新派去的人却未必有才干,危急之时,就会引起事端坏了大事。从今以后,郡县缺少官员,请让尚书省在选人时特别注意,原官吏能使民众感到方便和安定的,就让他们延长任期,如果因为资格品级不够,就先让他们代理,等有功绩以后授予正职,这样才能人尽其才,事情也就容易成功。”其三说“:目前掌管军队的将官勇敢善战的十人中没有一两个,如有敢于作战的人,就应当督责他们建立功勋,不应当任命他们担任其他职务。”其四说“:山东的军需物资都是出卖爵位获得的,可是当这些人带着证书请求任职时,选用官员的选曹往往以有的等级不应当出卖为理由来驳回他们。卖爵位不合适,这是有关方面的罪责,他们个人有什么责任?况且山东为海岱重地,群寇尚未讨平,田地无所收获,仓库毫无积蓄,一旦军饷不足,要再卖给爵位,还有谁肯相信?”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八月,召回任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任太子少保,兼以前的职务。这时,尚书省上奏说:“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进言,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是高辛氏、黄帝的后裔。原来汉代始祖陶唐氏,唐朝先祖老子,都被立庙祭祀。我朝至今已有百年,不替黄帝立庙,岂不是有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刚刚开始兴盛时,旗帜为赤色,这是因火德而兴是很清楚的。主德的祭祀,缺而不论,也不合礼经里重祭祀的意思。这是我听王浍所说的,请朝廷商议这件事。”皇帝诏问有关部门。张行信奏道:“查始祖实录,只说是从高丽而来,并没有听说出于高辛氏。如今据其所说要建黄帝庙,黄帝为高辛氏的祖先,借以绍继,那就应当是木德,而今却说是火德,又从何而言呢?况且建国初期太祖有遗训,因为完颜部崇尚白色,又取金之不变色,便以大金为国号,并没有议及德运的问题。近至章宗才聚集百官商议,而以继承被灭的宋国之后,定为土德,并用以告祭宗庙诏示于天下了。可见王浍所说是狂妄无知。”皇帝赞同他的看法。

    八月,皇帝准备祭祀太庙,下诏依照世宗所定的十六拜的礼仪。张行信和礼官们一起参议确定了礼仪的制度,上奏说应当采用四十四拜的礼节,皇帝表示赞赏,奏言记在礼志中。祭完,赐给张行信宝券二万贯、彩锦十端,并对他说:“太庙拜礼,我原想依照世宗时的实行的,您所进的奏章,详细叙述了各室宣读祭文的情况,十分有理。如果不是你进言,我差点失礼了,所以特别奖赏你。从今以后,各事更应当尽心。”当年十二月,张行信因父亲张日韦去世而离职。

    兴定元年(1217)三月,起任恢复旧职,代理参知政事。六月,正式拜任参知政事。当时高琪当丞相,专权用事,恨那些不依附他的人。衣冠士人动则遭他侮辱,唯独张行信多次引用旧制尽力反对他的胡作非为。适值宋兵入侵边境,朝廷商议派使者前去详问原因。高琪等人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唯独张行信上奏疏说:“如今有人认为派使者不合适,我十分疑惑。评议人的理由不过是说:‘派使者就是先表示软弱,对方或者不回话,或者回话了却不逊,这样就更加丧失国家的体面。’我独不以为然。对方乘我方有机可乘前来挑衅,几次大肆入侵掳掠,边臣用兵打退了以后又重来,我方作为大国不以言辞责问而用兵对抗,难道就不是示弱吗?至于责问之后不回报,或回报却出言不逊,理屈就在于对方,对我有何损害?过去在大定初年,对方曾经不肯顺从,世宗虽然派遣丞相乌者到汴京设立行省,实际上又命令元帅撒合辇先以言辞责问,对方便表示伏罪。后来宋国国君夺去国书,朝廷又准备派兵问罪,丞相娄室独自认为不行,当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去时,不久对方也就屈服了。在章宗时期,是最为猖狂的,尚且先以理责问然后用兵。可见派使者详问正是国家的惯例,有什么失国体可言?况且目前国家多难,戍兵为时已久,不想法让他们休息,怎么取得民力?我是一个书生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但办事应当珍惜机会,不敢不竭力陈述自己愚暗的想法,请陛下明察。”皇帝又让尚书省商议,高琪等奏道:“张行信所说,固然是遵循旧例,但今天的事情和过去不同。”皇帝下诏让暂时等一下。后来,高汝砺也上奏说先派使者不合适,这个动议便停止了,高汝砺的话记在汝砺传中。

    当时监察御史多被判罪,张行信便上奏道“:大定年间,监察御史有罪大抵收取赎罪费,或者夺去俸禄,重的降任外地职务而已,偶尔有被判决的也是有其他原因才这样。当时的辅政大臣程辉已经当面争议认为是不适当的。朝廷又有旨意,监察的职务主要是弹劾官员,看他们是否守法,并非凡失察的都是这样。近来也不问事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一概判决,认为是大定以来的规矩,先朝的明训,太过分了。”于是,诏令尚书省重新确定监察的罪名制度。

    史馆编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道:“旧规定,凡修史,宰相和辅政大臣都参预。但由女真和汉人各出一人。崇庆年间,既由参知政事梁王堂兼管,又让翰林承旨张行简同管,这是因为张行简家学相传,多有考据。如今修章宗实录,左丞高汝砺已充当兼修官,应当让参知政事张行信同修,如同张行简的时候一样。”皇帝批准。

    二年二月,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对他说:“当初,我因为朝臣们大多称赞你的才能,因此让你参预机要大事。可是你在朝廷商议时,总是不按正道,乱提异议,很不合为相之道。又听说你近来不把正经事情放在心上,莫非是想分裂土地的缘故吗?如今任命你这个职务,你应当知道原因。”起初,皇族的合周逃避敌军不敢出击,并且假称是秘密收到朝廷的旨意,被逮捕入狱以罪该杀。众皇族都上奏章表示不同意见,并请求赦免,但皇帝不从,高琪认为自古以来犯了法没有因哀告而免除的。张行信却说“:事不论古或今。不过合周平时一向忠孝,也许可以宽免他。”又因当时张行信的族弟张行贞居住在山东,接受了红袄贼的任命,枢密院收到宋国来书,其中有牵涉到张行信的事情,所以让他离开朝廷。张行信的儿子张莒,当时任尚书省令史,朝廷也让另行任用。

    起初,张行信进言说:“依今日的法令,官员犯罪,多依照法律判决。我见大定年间世宗下旨,官员犯有故意违反圣旨的罪,徒刑、杖责并判决。可是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有关部门定罪,都不曾引用,这也不是经久而成惯例之事,请详加论定。”张行信离开朝廷以后,皇帝将这份奏章交给尚书省。这时,宰辅们上奏说“:从今以后,凡因违犯所奏条款所指明各项规定的,应当判为违背皇帝圣旨罪的,他们判徒刑年限,责打的次数可允许赎罪。特别送去了诏令圣旨而故意违背的,依照大定年间的条例执行。”皇帝批示同意。张行信离开朝廷不久,皇帝曾经对宰臣们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之后,你们便闭口不说话了,这极不应该。张行信的事情,你们都是很清楚的,哪里是因为进言的缘故?从今以后应当言无不尽,不要有所畏忌。”

    张行信刚到泾州,立即上书说:“马匹是军队的根本,如今战事不止,马匹不可延缓办理。我自到泾州,听说陕西的豪强大都去河州买马,转卖到内地,获利百倍。当见到省里派去的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到洮州买马时,用百铤的银子买到近千匹马,他说在生羌、木波各部,蕃族人家养了许多马。以前由于派去的官员或者故意压价,或者仗势抢夺,因而产生不和,而且常受到银子少的限制,所以难以多得。又听说蕃地今年秋收不好,需卖马得银买粟米。冬春之际肯定缺少食物,马价很低,请让有关方面运银和粟米到洮、河等州,选派熟悉蕃邦情形,通达而能随机应变的像桓端这样的人去购买和交换。如果用银万两,就可以得到良马千匹,机不可失,请朝廷尽快考虑。”

    他又说:“近来沿边的将士们立功,朝廷派使者前去宣旨,赐给官爵,他们无不感激皇恩,愿出死力报国,这也是激励他们的好方法。可是,他们赠送使者的或者马匹,或是金钱,成为惯例了,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大定年间,曾经制定送给宣读圣旨的使者礼品时,凡五品以上官员都有规定的数目,后来竟然废止了。何况目前时局和过去不同,而那些受封为六品以下以及只是散官的人也免不了送礼,有的没法备办礼物,便向部下收取来应付,甚至有人因此犯了罪。那些将士们拼命立功,朝廷刚给予赏赐官爵,而他们又要因送礼物而发愁,这哪里是朝廷的本意?请令有关方面依照大定年间规定,参考目前时局,明确规定数目一律等同,让他们收受之间有限度,这样无伤大体,而上下齐美了!”

    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别增加他们的俸禄,这也是朝廷对民众的善意。然而从潼关以西,至今还没有到任的,远方的民众不能总是没有指望,难道是举荐的人数少,因而不足吗?请诏令内外官员,增大选举范围,以补其缺,让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况且县丞、主簿、县尉也都是接近民众之官,却独不增加俸禄,他们既然不够自给自足,又怎么能禁止他们侵占和牟利呢?有人认为国家经费正紧张,不应当乱花钱,这是很不对的。给官吏俸禄丰厚,正是要让他们不侵扰民众,民众安宁国家就安定,怎么是乱花钱?假如能够裁减那些机构中无事无用的官员,不养那些毫无用处的人,又何必担心费用不足?如今一个人当兵,全家都由国家供给,军人死亡后,又供给他的子弟,以激励军心,为国尽力。至于没有男丁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仍然供给,这是什么原因?自从皇帝车驾南巡以来,已负担几年了,都张着嘴等吃饭,农民就要受困。国家时常担心存粮不足,这也是因为赡养这些老幼几千万人,多人求食,白费的金钱也正在于此。如果立即停止供应,恐怕流离失所,但应当规定时间,让他们各自想办法,到规定期限便停止供应,他们又有什么可说。”皇帝大多采纳他的意见。

    元光元年(1222)正月,升为保大军节度使,兼任。。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兼。。州管内观察使。不久,告退离职。哀宗即位,召用旧官员,起用他为尚书左丞,他奏事已略不如以前那样,名望也有所降低。不久,又请求退休回家,日常只是抄书教给子孙们,并在汴城东面修建园林,建一座亭子称为“静隐亭”他时常跟侯挚等人在里面游览吟咏。正大八年(1231)二月乙丑,死于嵩山的崇福宫,当年六十九岁。他初次游览嵩山时,曾经说:“我多想主管这座山!”果然死在这里。

    张行信为人品德纯正直率,不喜欢粉饰自己,虽然两次担任丞相,却依然像没有当官一样。他遇事敢于发表意见,无所畏惧和避讳,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时,别人都替他捏一把汗,而张行信坦然自若。他去世时,即使是平日非常嫉妒他的人,也在说一个正派人去世了。初到汴京,他父亲以御史大夫之职退休时身体还很健康,他的哥哥张行简任翰林学士承旨,张行信任礼部尚书,各子侄当中许多人中进士当了官,这是当世所未有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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