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能抵挡住左宗棠,不光钱鼎铭不相信,实际上李鸿章也是有些怀疑。可事实上,不管他们相不相信,官文确是将左宗棠的十万大军挡在了太原城外。
阴雨绵绵,寒风裹胁着冰冷的雨点朝每一个角落扑去。
多日雨水让小店堡西边的汾水在接纳了东边涧河河水后不再平静,携带了大量泥沙,泛黄的河水咆哮着南下,河水拍打着两岸,发出隆隆雷鸣般巨响。
披着蓑衣的左宗棠如同一具塑像,站在河边望着北方乌沉沉的天际,仿佛能透过雨幕,望见遥远的城垣。
“司令员,外面雨凉,还是到屋里先避避吧!”
这已经不知是警卫员第几次催促左宗棠暂时先避避雨了,可是以前警卫员说的话,左宗棠当了耳旁风,这次也不例外。
战斗不顺,原本以为有战斗力的清军在襄樊战役被歼之后,北方不再会有什么有组织的抵抗,第三集团军进入山西开始也是极为顺利,可靠近太原府后,部队前进阻力骤然增大。
太原府周围冒出无数团练,这些团练武器装备不算很好,但都是地头蛇,熟悉地形,神出鬼没,凶狠狡猾,这个山头打两枪,那个山头放一炮,虽说每次都无法给第三集团军造成多大伤亡,可积少成多,也不是左宗棠可以承受的。
消灭他们吗?他们不跟你正面交手,大军沿途过去,看看都是老百姓,可要是人少了,那些老百姓又突然变成练勇,给你抽空子打冷枪,或者不知从什么地方变魔术一样,大刀长矛对着你就招呼过来了。
你总不能看到田间山头站着百姓有杀无赦吧?解放百姓的军队,却对被解放者进行屠杀,听起来这也太讽刺了。部队若是原地停留,对周围村庄进行宣传,自然可以将这情况扭转过来。但左宗棠现在想的是尽快拿下太原,活捉官文(他已经知道官文进了太原府),自己的部队第一个打进京师,埋葬清廷。哪有太多工夫和那些百姓套近乎?
如何分辨百姓和团练,这让左宗棠极为挠头。既然不能将那些多如牛毛的团练彻底消灭,邱明只能让军队组成几支大兵团,人多了,一般团练也不敢招惹,如有谁胆敢捋老虎胡须,大军一个包抄,可以将他们迅速兜住,以雷霆之势,彻底消灭捣乱者。
靠人多,可以避免与团练的大规模接触,可太原府这里不光有团练,还有清廷的新军。
清廷的八旗、绿营在与太平军、解放军作战中,数量虽然庞大,但战斗力却极为低下。
这也不能责怪清廷,实际上自唐朝以来,历代皇朝传统军事制度追求的都不是军队战斗力,而是如何让军队完全听从皇帝旨意(唐朝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算是让朝廷吃尽了苦头),不至于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威胁到皇帝宝座,同时又能充当维护皇帝统治的工具。
大清军制虽然是在原满洲八旗兵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入关收编了明朝降军,将他们改编成绿营后,皇帝一在北京定都,他也明显继承了宋、明建军精神,把军队的稳定作为第一要求,以满制汉、以文制武、化整为散、差操兼顾这些都是以牺牲清军战斗力为代价,换来的是军队不至于威胁到皇帝安全。
军队这样发展好处自然有,这样的军队不会威胁到中央集权的大清皇朝,但害处却是军队不受重视,人们耻于当兵吃粮,到道光年间,清军火器居然还不如两百年前的明军,英国人洋枪洋炮过来,没有战斗力的军队自然只有落花流水的份了。
洋人纵然可恶,他们距离大清还远着呢!无法动摇大清根基。等英国人一退,大清那些军队还是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太平天国突然冒起,这给了暮气沉重的清廷一定警觉。不过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让清军在连镇、冯官屯歼灭,京师安定下来,战事在长江两岸进行,紫禁城里的官僚又觉得天下还算太平,军队还可使用。
一八六零年(咸丰十年)五月,以绿营为主体的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再次击败,四万清军死伤逃遁;同年十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十万清军一触即溃(抗争的也有,蒙八旗在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下,新河一战,三千蒙古精骑人马相依,朝英法联军发起进攻。结果不言而喻,蒙古精骑成了众矢之的“如墙之隤,纷纷由马上颠陨。”三千多精骑最后只有七人幸免于难。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再败,八旗禁军指挥胜保,红顶黄挂,骋而督战,结果面部中弹,当场跌下马来,于是清军大溃。),咸丰皇帝在八里桥之战第二天就出狩木兰,如不是临近冬天,英法士兵难以承受北方的寒冷,希望尽快签约,英法联军就要攻打北京了。就是如此,圆明园也让英法联军放了一把火烧毁。
这两次军事上的严重失败,让皇帝和满朝文武大惊失色,他们看到清军虽多却臃肿庞杂,八旗与绿营在战争中以证明不可再用。南方湘勇虽然有战斗力,但它是个人招募,属于兵为将有,不轨朝廷直接统辖,朝廷对这些勇营自然也不会太信任,如何建设一支能镇压内部动乱,抵御外敌入侵的军队,成了摆在皇帝和满朝文武面前最现实问题。
原本朝廷想用湘勇和后来起来的淮勇镇压太平天国,以八旗、绿营牵制湘、淮勇营,平衡内外力量。为此,八旗与绿营要有所改动,练军就是这个改动的产物。
可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南方突然又冒出一支解放军,湘、淮勇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连英法联军也大败亏输,能打仗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让人家打的不敢作战。练军虽然装备半数火器,却因出自绿营,先天不足,后天又能又有多大作为?不过滥竽充数而已,一交手,马上被人家打了个稀里哗啦。练军也难当重任。
八旗、绿营、湘、淮勇营、练军均不足依靠,而解放军势力却一日强于一日,以前纵然不重视军队,现在为了身家性命着想,也不能不对军队有所变革,不然等解放军攻入京师,万事休矣。
在战争中,满朝文武也看出来,英法联军虽然战场不利,可他的军制却比自己八旗、绿营要厉害多了,所以失利,不外乎远道而伐,势单力孤,不熟悉中国地形、气候,深入匪区后,粮草弹药补给出现问题。
为了避免祸至临头,悔之晚矣。掌握实权的内臣恭亲王认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叛匪起事以来,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我大清所能及。”
外臣李鸿章走的还要远,他以为“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有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灭匪,则莫如学外国之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
内外重臣都认为必须改变,纵然有些腐儒大夫还在说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国家经制之兵,垂二百余年,不敢轻议纷更,惟期实力整顿”、战场之败是因为“用人不明,与军制无涉。”可他们这些话已经不是主流了。
脑袋要紧,为了保护自己脑袋,又鉴于旧式军队已不可依,清廷在江南解放军还在与法军打得不可开交时,下令各省严汰八旗、绿营、练军十分之二三,挑选其中强壮者另立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洋枪洋炮,认真编练,以成劲旅”
一八六五年(同治三年),清廷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练兵处是考察和督练新军的总机关,由恭亲王负责。
和旧军(八旗、绿营、湘淮勇营、练军)相比,在编练指导思想、编练体制、兵役制度、军官制度、训练制度上,新军是完全不同的。
新军编练没有参照中国古代军事制度,而是完全学习和仿效西方军队的经验,在制度上,受俄国影响犹为深远。在军队中大量聘用俄国与英法国人担任教习训练各部(一八六六年后,英、法国人大量离开了新编陆军)。
新的制度规定清朝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放弃以前采用的募兵制,改用征兵制。
新军编组诸兵种合成部队(步队、炮队、马队、长夫也就是工程队,数种合之成一军),学习南方的解放军,在朝廷里设置参谋本部(由原来军机处发展而成)。军制方面,改变了原来的标、协、营、汛,完全学习西人(实际上是南方解放军),将常备军按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序列编制。说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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