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师之械，并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驰书许崇智，恶言谴责，迫其下野，甚至骗许，夺其兵柄，只是代管三月，俟“师出长江”后，不仅将部队“还归”而且要恢复许之令名。函长，只录一段：

    呜呼！吾兄内阻革命事业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部为二，空谈革命，口是心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今不惟吾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此则吾兄行为反乎革命之常轨，弟所痛心疾首者也

    如兄不以不材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感宵小之言，毅然独断，保全名节，则兄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既朗于公，更浃于私。如蒙赞同，当可为兄准备一切，安全登舰，则兄之所部，弟当负责维持，不负兄之初意。否则兄部激变，制止无方，地方纷扰，人民杌陧，是兄不能辞其咎也。(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五册第七篇，页三十三)

    同日，蒋已将许之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之罪逮捕。当许崇智于二十日清晨二时，收到蒋的谴责函时，已形同软禁的笼中鸟。就在同一天“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准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当天晚上，蒋介石就派旅长陈铭枢监送许氏登轮赴沪。

    许崇智到了上海，向朋友言及此事，犹愤愤不平，连邵元冲都感到“殊可惊诧”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道：

    汝为(许崇智)出示介石致彼之抨击函件，历数其用人不当、财政不清、挠师出发等罪名，促其从速离粤。同时有精卫一函，亦表示赞同介石之主张，而促汝为速行者；又汝为复渠之函稿，对所攻击各点有所解释，而介石再复一函，仍不变初旨，而促其速行，故汝为遂行。其(蒋)态度突兀至是，殊可惊诧。汝为并言：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言时慨然！（邵元冲日记，页一九八)

    此一“掊击函件”不见于任何一种蒋介石集，有意隐其恶声，是显而易见的，只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录之于黄埔校史，被李敖发现。许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还误将“处心积虑”想作“受人挑拨”不过，若非汪支持蒋，计必不能得逞。汪并无驱许的必要，只是听从了蒋的要求，汪的确以国府主席及军委主席之尊，于九月十八日授蒋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全权处置粤局”不啻给予倒许的合法性。益知汪当时为蒋之殷勤所迷，以蒋为可以“倾谈”与“亲爱”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为。从事后看，汪显然被蒋利用了。

    驱许未久，又来了熊克武及其川军。熊字锦帆，早年参加革命，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军人身份被选为中央委员，可知受孙中山知遇之深。孙准备北伐，熊即率师自贵州欲经湖南入粤，然为赵恒惕所阻。当熊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广州，孙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国民政府要员热烈欢迎。孰料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突于十月三日，将熊及川军将领余际唐、喻培棣、刘棱、熊晓岩、王子骞、吴庶咸等拘留，并送往黄埔，后来囚禁于虎门炮台。十月五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提出“熊克武私通敌人、危害政府”案，决议将熊“先解除本会执行委员职务，听候本会审判”(李敖藏会议录原本)

    所谓“私通敌人”指与陈炯明勾结，所谓“人证俱获”指有陈炯明手下张织万的供词，以及陈炯明给熊克武的亲笔信云。但关了两年之后，蒋介石兵力抵达上海，致电李济深释放熊克武等人，说是由于“共产党人诬毁所致”然而“人证俱获”的昭然罪状，却毫无共产党诬毁的痕迹。至少熊本人不以共产党诬毁为然，所以后来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终。反而蒋介石诬毁老同志的政治动机，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员头衔的实力派军人，无论党、政、军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蒋之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好不容易把许崇智请走，岂肯让熊克武再来插一脚？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蒋介石就迫不及待采取行动，诬毁熊等将领，导致已达粤北的川军北撤受损，再因失去领导而全军溃亡，削弱革命军的实力，在所不惜。蒋之得逞，再一次显示国府主席汪精卫犹未察蒋介石的野心，受其怂恿，任其所为。

    蒋介石于拘捕川军将领之时，又大举东征，以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欲彻底荡平陈炯明的武力。十月十三日下午两点起，开始总攻惠州，十四日下午四点半结束，整个攻城作业是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象征陈炯明一生大业的最后据点——惠州，惠州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破城，就在外国现代大炮下击毁了。十月十七日的“土蔑”西报(hongkongtelegraph)报道说，鲍罗廷于惠州攻下次日，专车抵达石龙，转赴前线视察，蒋介石亲迎之于车站。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得自俄国的帮助，俄国顾问前来培训，并且俄舰运来大批枪炮，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艘运械俄舰直抵黄埔，运来“山炮、野炮、长短枪枝、轻重机关枪及各种弹药”(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册，页二)这次蒋介石借赤俄之刀，消灭了陈炯明，达到了斩草除根的心愿。他并不讳言苏俄的功劳，甚至还要拍马屁，说是“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更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苏俄同志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但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党员的地位。(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页二十；另参阅蒋介石年谱初稿，页四七三，未删改之原文)不足为耻吗？这种说法已经可耻，更可耻的是，蒋介石说此话实乃言不由衷的权术运用。

    陈炯明失败下野后，整个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好像是稳固了，其实第二次东征的捷报大大地稳固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势。而适于此时，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在北京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电请各执委到京视孙中山病，并拟于五个月内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李敖藏第六十四次会议录原件)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召开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胡汉民提议“为自由安全讨论党务起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粤开会，决议通过(见李敖藏原件)，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于十月三十一日致函再度肯定广州为中执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会议须在广州召开，终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发出二三一号通告，驳斥北京西山会议派“反革命”言论，强调“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并“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一月一日”(李敖藏原件)

    当大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时，蒋介石与谭延闿二人具名，继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与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之后，做军事报告。毛泽东则以代宣传部长做工作报告，此为蒋、毛同列重要政治会议之始。(见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员名单原件)

    元月六日那天下午，蒋介石以“东征英雄”“身披斗篷大衣，足登高筒马靴，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在会上做军事报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o二)，极引人注目。报告完毕，由于东征胜利，全场欢呼，起立致敬(见政治周报第六、第七期合刊本)，在此声势下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仅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少一票。汪蒋政军体制俨然形成。此前，蒋尚是一介武夫，党政地位在毛泽东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亦非七人主席团之列，与权力核心还沾不上边。然而二大之后，蒋氏直线窜升，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抬轿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蒋是以“红色将军”的形象出线的。蒋与汪打得火热，口口声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亦别具青眼，以“练成真正的革命军队”相期许。蒋之“左”倾言论，亦赢得苏俄顾问的好感，以为出现了革命反帝的军事强人，可以达成统一战线的任务。哪里料得到，强人“逼宫”之势，已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