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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文胆陈布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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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为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发生美军强xx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reg&bre,theforgottenambassador,p.94-95)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参阅程沧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选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选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们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

    关于陶永标的“尸谏”之说,撤退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人不以为然,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生先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说是: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风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膻,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选”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选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选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台北中央日报主持人曹圣芬提供了更为奇特的死因,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选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选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对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鱼)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之力也?选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选”(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选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选可不谓直乎?’”)照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介石的“尸谏”大不谓然。说是“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号)但是,蒋君章看了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老实说,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美国佬在旁讥讪之际,有这样一位瘦骨嶙峋、两袖清风的陈布雷肯替他“尸谏”可真是一种造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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