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讽刺了。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翁元副官在忆述中透露,蒋介石在昏迷时仍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见翁元前引书,页一五o至一五一)这更证明他念兹在兹要“反攻大陆”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机会连边都沾不到,失望之余,在垂死之际,仍做哀鸣。这又是一种“亡国”的哀鸣。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一九四九,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一九四九所亡的,无异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鸡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五八三至五八九),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十七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这个皇帝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在衣襟上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门神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媒体说棺材里放了四本书,过了几天,四本书又变成五本书。这四本或五本之间,颇有奇趣,先看蒋孝子的记录。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四月九日条下记录:
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十时许,母亲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榇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根。
又在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四月九日条下记录:
到荣民总医院为父亲着衣,此乃最后一次为儿能为父亲所做身边之事。照乡例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扎丝绵,穿黑袜、穿皮鞋、佩勋章,并以平时父亲喜读之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置于灵榇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方,手杖一支。此皆父亲平日常用之物也。
在这先后两段同一个蒋孝子的记录中,书是四本没错,但在守父灵一月记中,朝棺材里放书的是蒋宋美龄;而在后来写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中,朝棺材里放书的,蒋宋美龄却出局了,变成了蒋孝子自己了。
再看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一编治丧报告四月九日条下记录:
总统蒋公灵柩定今日正午移国父纪念馆,晨六时在荣民总医院灵堂举行小殓,蒋院长遵古礼为总统蒋公衣蓝色长袍及黑色马褂,胸前佩“采玉”大勋章,左右则为“国光”及“青天白日”勋章,夫人亲将总统蒋公平日常读之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哭祭。
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四月十六日条下,自己就穿了帮:
八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国、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党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党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奏秦哀乐,大殓礼成。
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四月九日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四月十六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在蒋公身旁。”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八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这些小动作与不一致,无他,因为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乃临时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喜欢读的”书,赶忙朝棺材里塞(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塞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塞得仓皇,结果反而闹了笑话。
服侍蒋介石的贴身副官翁元证实:“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页一八八)但是国民党却发表所谓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六日凌晨一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
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才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日期是三月二十九日,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其实,比照起“总裁精神”来,说“长相左右”恐怕还意犹未尽呢。据蒋介石大将贺衷寒遵训践誓为总统寿(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文中所说:“总统的内心,无时无地不有总理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觉。昔人谓:‘虞舜慕唐尧,见尧于羹,见尧于墙。’‘颜回希孔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总统之于总理其景象可谓亦复相若。”可见说“长相左右”还不够呢。应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加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