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敬起畏的哲学等

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

    最大的殷鉴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地拦腰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血枯而死。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对归化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还要凶猛百倍。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喟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禁老泪纵横，似乎看到，阴风四起，黑云渐布，日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来临的巨大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约书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三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啦。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拒固闭，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藏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喘气，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

    把羞愧当荣耀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眦俱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