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露天电影里度过的。那时候我家住在西北新村的一个大院里,附近有个电影放映队,隔三岔五便贴出红红绿绿的海报,放上一场露天电影,一毛钱一张门票,而且一个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于是每到放电影的晚上,我就死磨硬缠地闹着要去看,母亲有时候实在拗不过了就给我一毛钱,我便高兴得屁颠屁颠的,然后充起小大人带着弟弟一起去看。但更多的时候是讨不到钱的,我便去给别人当“儿子”或者“孙子”瞅准一个慈眉善目而又未带孩子的大人,甜甜地叫上一声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拉着人家的衣袖就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露天电影简直就是我们小把戏们的天下。皎洁的月光下,大喇叭里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地奏着骑兵进行曲,放映机的灯光打在镶着宽边的银幕上,小把戏们一个个欢呼雀跃、摇头晃脑、伸胳膊蹬腿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形象投影在银幕上,简直就像皮影戏。
电影开演了,小把戏们顿时一个个又变成了瓷猴,呆呆地猴在小板凳上,眼睛定定地盯着银幕,就像是被孙悟空使了定身法似的
那时候放电影都是单机,片子放完一盘再换一盘。每当换片子的间隙,小把戏们就迫不及待地齐喊:
锅滚了,米烂了
电影机子的气断了!
片子一换好,小把戏们又兴高采烈地齐喊:
锅没有滚,米没有烂
电影机子的气没有断!
在那些美好的日子里,我们看了智取华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上甘岭、柳堡的故事、小兵张嘎等好影片。每看完一部,我们也就扮起了电影里的人物:“瘦猴”扮演松井,王小刚扮演李向阳;小芸扮演芳林嫂“方头”扮演刘洪大队长;胖墩扮演胖翻译“尕日鬼”扮演小嘎子
我们整天价用手指比划着手枪、步枪、机枪,嘴里──叭西勾──叭西勾地发射着子弹。坏人中弹时不是一个“倒栽葱”就是一个“狗吃屎”而好人中弹时总是摇摇晃晃半天打不死,好不容易才“死”了,却突然想起还没来得及交“党费”或者喊上一两句豪言壮语
后来,手指头比划的枪打起仗来不过瘾,我们就用纸来叠枪,纸叠的枪不是枪管折了,就是枪把掉了。于是我们又做木头枪,半根锯条一把锉刀,手枪、步枪、卡宾枪、转盘枪、日本歪把子机枪,一个比一个造得好,一个比一个仿的像,可是打起仗来子弹仍然──叭西勾──叭西勾从嘴里射出来,真不过瘾。还是“尕日鬼”能“日鬼”居然造出了天字第一号能打响的手枪──木头做的枪把钢管做的枪筒,底座上插一根红头火柴,一搂板机,叭一声脆响,吱一缕蓝烟,还有一股子火药的幽香,真没把我们给羡慕死!
我们不但制造军火,而且还制造电影。找个硬纸盒掏个长方形的洞,便成了放映机;在洞上糊上一张白纸,便成了银幕。电影片子是用玻璃纸写上字、画上画、镶上边框做成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灯光怎么放电影呢?还是“尕日鬼”能“日鬼”从家里找来一面镜子,太阳底下一反光,灯光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高兴地用手打着节拍,用嘴嘀嗒嘀嗒地奏着骑兵进行曲,召来一大帮子小观众,一排排地坐在小板凳上,电影就开始了。首先打出片名,接着是“西北新村电影制片厂出品”然后便是我们自編、自导的故事片。片子放完了,最后没忘记打出一个大大的“完”字。
我们创造了天字第一号能在大白天放映的露天电影。
我们伴着露天电影一天天地长大了,可是我们却看不到电影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乎所有的导演、演员都成了“牛鬼蛇神”一个个关进了“牛棚”;几乎所有的影片都成了大毒草,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报上登出喜讯,街上贴出海报,东方红广场放映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
好长时间没电影看了,都快把人给急疯了,晚饭都没顾上吃我就来到东方红广场,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电影开演了,我拼命地往跟前挤,可是实压压的人群摩肩接踵,水泄不通。远远望去银幕像个火柴盒一样大小,—闪—闪的什么也看不清,结果看了一场“看不见的战线”
“四人帮”垮台后电影又获得了新生。归心似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吉鸿昌、从奴隶到将军、人生、知音等一大批好影片像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流浪者、卖花姑娘、大篷车、追捕、人证、尼罗河惨案等一大批深受观众欢迎的译制片也陆续进入电影院。
说起看尼罗河的惨案,我也真是够“惨”的。这部片子已经上演好多天了可是还是买不到票,我只好像其他人一样可怜兮兮地手里捏着三毛钱,见人就问有富余票吗?我从新兴问到解放,又从解放问到大众,再从大众问到文化宫,嘿!鬼才有富余票呢!眼看着一场电影又开演了,我正急得火烧屁股,忽见从影院里匆匆走出一位小伙,我急忙跟踪追击,一直追出好几百米也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居然被我弄到一张富余票。我欣喜若狂直奔影院,可是屁股还没坐稳,刚才那位小伙又追到我的身旁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我的女朋友来了。我回头一看果然婷婷玉立地站着一位女郎。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只好扫兴而归。
现在我这个影迷已经很少看电影了,倒不是如今票价太贵,也不是家里有了彩电,主要是现在能贴近生活打动人心的好影片太少了,一进电影院不是“男欢女爱亲亲嘴”就是“侠男侠女满天飞”真让人腻味透了!
我多么希望再能看上一回终身难忘的露天电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