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敌。“他审”的同时也进行着“自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促使着女性“情敌”变同室操戈为携手互助,以独立的姿态共同放逐男人。
在张欣设置的爱情关系中“三角恋”是常用的模式,这里自然有通俗性和可读性的需要,但也正是透过这种不和谐的情感关系式,我们得以窥测到现代社会两性关系的病灶。“爱情三角”中,男性往往掌控着爱情的主动权,但江祖扬对爱的逃避,蔡丰收对爱的利用和漠视,以及焦跃平在犹豫不决之后对名利的皈依,最终使以他们为中心的三角恋发生了质变。异性爱并没有轻易地将飘雪和梦烟、海之和佳希、俐清和维沉的友情击碎,尽管她们也曾反目成仇,也曾心照不宣,也曾在爱的得与失中苦苦纠缠。但是,无论得到还是失去,异性爱最终都失去了它的原初魅力。“情敌”们在情感的失落和伤痛中体味着源于女性的共同经验,从而达到谅解和默契,同时又以至情至性的率真反衬出男性的孱弱和自私。梦烟用挥霍青春的极端方式去报复男性世界,这种“玩世”的态度并非写作者所欣赏。张欣已意识到冒险的巨额代价,但同时她也不可否认,正是梦烟以傲然的姿态完成了对男人的嘲笑和放逐。张欣通过她的作品潜在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她所钟情的女性在徘徊彷徨中无力前行,真正能够颠覆父权话语、与男性世界相抗衡的,也许正是梦烟、商晓燕、麦星、斑斑这些义无返顾、无所羁绊的现代都市女性们。
“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城市,无形中被许多新观念包围”的张欣,感到自己“常常会成为一个矛盾体”5“矛盾”也同样体现在她对女性、对“姊妹情谊”的观照态度上。一方面“姊妹圈”被设计成“温暖的港湾”;而另一方面,她的功能又仅仅局限在精神疗养上“姊妹情谊”只能充当女性的临时避难所,而很难成为傲立于男性世界的独立堡垒。对传统恋恋不舍的张欣不可能突破既定的性别观念走上累斯傧主义超性别意识的道路。她的“姊妹情谊”是对残缺的异性爱的暂时逃避和疏离,而不是决然的反抗和否定。“女人总是信誓旦旦地把事业看作第一生命,其实爱情一破碎,什么都变得残缺不全了”女性的最终归宿依然是男人,是异性爱,无论这爱已是多么得千疮百孔。“姊妹”们对男权体系的自觉皈依削弱了“姊妹情谊”的战斗力,反而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婚姻爱情的润滑剂。受伤的女性一旦在“姊妹”身边平复了伤痛,便又立即回归到男性的怀抱。女权主义倡导的“姊妹情谊”是将妇女从家庭和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我更愿意抛弃形式上的极端主义而将这种“分离”理解为精神意义上的独立。张欣并非不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她力图通过“姊妹情谊”为女性确立一个支撑点。但张欣同样无法摆脱历史因袭的重负,她潜在地接受着这样的观念:女性的生存价值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生育繁殖在家庭生活中实现的。因而在她的小说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往往在试图得到男性中心的确认时迷失。而一旦丧失精神的独立“姊妹情谊”的战斗堡垒作用也就无法发挥。
尽管从对男人的顶礼膜拜到对男性的平视俯视中显示了女性在书写世界和书写自己时的昂扬姿态,但在张欣笔下,无论是“寻找男子汉”还是“贬抑男人”都隐藏着女性对自身的贬抑和对男权中心的向往。女性的深层心理中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对男性人格的认知标准:“男人比女人要麻烦得多,男人在许多事情上只能沉默,并且万事不能输,这座自尊大厦由金钱、权力和美女建筑。这是颇有讲究的,完全是金钱和权力可以,完全是女人算怎么回事。”(掘金时代)在这里“男人更需要关怀”的感叹似乎流露出女性的自信与大度。“从奴隶到将军”从受施者到施予者,女性终于也扛起了“费厄泼赖”的大旗,但仔细分析起来,就可发现这种宽容大度同样是建立在女性的“自我贬抑”之上的。从一句“完全是女人算怎么回事”所包含的复杂情绪中,可以体味出那种对男权规则的无可奈何的默许和对男权压制的潜意识中的开脱。张欣还未能意识到这个“自尊大厦”正是由男性文化着力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女人逼出来的。男人之所以比女人麻烦,是因为他们所把持的父权体系在作祟,女人一厢情愿的“关怀”并不能“救赎”男人,从妒妇的怪圈中走出来的女人却又按照男人的期望走上了“奉献”的祭坛。实际上。张欣在设计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时,是无法逃避男性中心的文化预设的。“人含有复制与创造二重性的一次次行为使得传统无限地自我循环生殖”6,从张欣的女性构想中,可以看到以简爱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经典女性话语的影响。不过,如果说夏绿蒂勃朗特还能让她贫穷且并不漂亮的简爱凭借智慧和勇气,给予男性话语以有力一击的话,置身于20世纪的大都市中,不管那些简爱的中国姊妹们是多么地才貌俱佳、冰雪聪明,张欣也难以再建构起“简爱”式的神话,更无法超越她。正如简爱最终无法超越她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妄图以求赎者的姿态完成对男人的拯救。
张欣在肯定“姊妹情谊”的同时,也看到了同性关系本身的复杂微妙中潜藏的危机。陈染在无处告别中曾表达了她对同性友情的相当深刻的体悟:“与同性朋友的情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这需要她们彼此互相深刻地欣赏、爱慕、尊重和为之感动。同时还要有一种非精神化的自然属性的互不排斥甚至喜爱。”源于女性自然天性的弱质和被男人所异化的历史积淀使女性间的交往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无雪的冬天中,尽管媛蓓和宋萍是一对好友,但“她们都间对方封闭着一扇窗”“没有虚荣心,没有看重面子就没有女人,再知心,也不愿暴露出所有的弱处,落得一个让人不得不悲悯的地位。”而佳希也不愿总到海之那里化解痛苦,因为“自己都嫌自己”自卑情绪强化了女性的心理防御和自我保护意识,从而阻碍着“姊妹情谊”向纵深处拓展。
再者“姊妹情谊”这一概念本身在女性主义研究范围内也是引起颇多争议的。一层含义是将之看作“妇女由于其独特的性别特征。而形成的特殊的妇女之间的关系”这种家庭亲情般的感情与男性世界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是不同的;另一层含义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反压迫运动联系起来;而与之不同的看法则认为以上两层含义都忽视了妇女之间由于种族、阶级、民族不同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过于概括化了7。从张欣所建构的“姊妹圈”中我们也可看出“姊妹们”大都属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都市的“白领丽人”阶层,出身和文化背景的相近决定了她们更易产生亲和力,结成姊妹亲情,而社会层次的悬殊、文化氛围的差异则使女性间难以连结起情感的纽带。由此可见“姊妹情”是个较为理想的概念,受着诸多局限“四海之内皆姊妹”的女性共同团结抗争之梦在现实中经受着严峻的挑战。
张欣在表现女性“在爱情和友谊相冲突时的那种无奈”时,认为女人“只有可能在这类的问题上才出现永远的徘徊”8。林子对“姊妹情谊”的忠贞也许只能作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真实的境况比小说糟得多”9。对现实境遇的批判是为了努力使一种理想性的可能成为未来的现实。张欣在试图为女性找寻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但现实困境和女性自身的局限决定了张欣在批判的同时又不可能从无奈的认同中抽身而退,她注定要和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一起徘徊在幽幽暗暗之中。“徘徊”是张欣在批判与认同中对自身位置的反思,也是女性寻找自我的真实状态的写照。但是,对于试图探寻出路的张欣和她的姊妹们而言“徘徊”不是对生存境遇的积极迎战方式,也不是女性确认自身的话语,如何使徘徊不再“永远”已成为张欣和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注释:
1张欣:但愿心如故,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1期。
2同1。
3张欣:人生无处不沧桑,中篇小说选刊1993年第4期。
4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80页。
5同1。
6孟晖:我的小说观,钟山1994年第2期。
7苏红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35页。
8张欣:不是案例,中篇小说选刊1993年第3期。
9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