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念书的时候,不同国籍的男朋友多,不算稀奇,但是回来做事,身边仍然跟著英美法苏四大洲的男人,就不算是那么好笑的事了。
我知道他们背后说得难听之极,叫我的办公室为“国际营”我就名正言顺的做了国际女郎。虽然自问清白,而且性格开朗,也为这件事烦恼不已。
妈妈很为我抱不平。
她常常在亲友面前解释:“也许性格明快,回儿的外国朋友特别多,其实他们之间很平常。”
我往往阻止她“算了,妈妈,越描越黑,随别人怎么说,别去理他们。”
“有些事是不能太大方的。”妈妈说:“你不澄清,人家的话就多。”
“你越澄清,人家的话更多。”我提醒她。
妈妈气“我同他们打官司。”她说:“管他们的嘴。”
“官吃饱饭没事做,还理这些琐事?人家担心香港前途问题还来不及,你为芝麻绿豆的事儿烦恼。”
“回儿,可不可以转一份工作?”
“我就快要升级了,而且就在这一两个月间公布,你叫我在这个时候转什么工作?
“—避一避那些外国人。”
“避不开的,香港高度华洋杂处,每间公司都有外国人。”
“你别跟他们太亲热。”
“在同一机构内工作,大家兄弟姐妹一般,难道板著面孔做人不成?”
“你就是笑得太多!”
“妈妈,你别先入我罪,我有我做人的自由。”
“就是太自由了,你不知道外头的人说得多难听。”
“外头的人?我又看不见,我又听不到,管它呢。”你不管我还得管。”
“妈妈,我劝你同那些长舌妇少来往。”
妈妈真可爱“我自己亦是个长舌妇,我不同她们来往,同谁来往?”
“那么你也攻击她们的女儿,说她们是千年老妖精。”
“回儿!”
“为什么不呢?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个个作小白天使状,面孔化妆得似大殓入棺模样,还充其拥有弱小心灵,想假冒廿九岁零十一个半月算了吧。”
“你当心进拔舌地狱。”
我不在乎“要拔大家拔,陪我的人多得很,我顶多轮在湾仔,不知多少人在宵湾。”
“上班去,我说不过你。”
我笑一笑,回公司。
鲍司里的人也不可爱,一个个明争暗斗,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尤其是几个拍马拍得进的小瘪三,时常超级踩人,不好应付。
我并不是宠将,说我特别会做,我不见得,特别不会做,当然也不是,反正我会混,嘻嘻哈哈胡调,老板你不满意吗?无所谓,再做一次,反正时间是公司的,早受收买,心里不舒服,想想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也就算了,外头还把我当女强人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没有苦水,吐个屁。
可是在公司同这班牛鬼蛇神,贩夫走卒混,月底还能发下薪水来,辞了工又该作啥?搓麻将、逛街、吃茶?几时到老?
不可能的事。
这份工作实是无选择中的选择。
柄际新闻社里,当然有各式人等,包括美籍日本人、中印混血儿、法国马赛人、美国德州人、葡英混血单单少中国人。
这也是母亲担心的道理,没有中国人?她深深害怕将来的女婿不是黄炎子弟!怕得要,再安慰她也不管用。
但是要我到哪儿去找好的中国男人来一嫁了之?
真头痛。
慢慢来吧,我也向往结婚,希望像俗话形容的“嫁得好”但此事不能强求,我连密友都没有。
法国小子法朗索娃推门进来“那份香港前途的报告做好没有?”
“单是楔子已经做死人,”我说:“全香港的报纸社论都有不同的方向,怎么办?”
法国人笑:“下班去喝杯酒吧。”
我想起母亲的叮嘱“不去了。”
“怎么了?”
我看看他,微笑“我头痛。”我指指头。
“你这个家伙,怎么忽然小家子气起来?”
我不响。
饼一会儿我说:“法朗索娃,找别人去。”
“我喜欢同你闲扯。”
“人家玛歌很喜欢你,又是你同乡。”
“你自己不去就算了,别跟我乱推荐人。”他生气的走出去。
我叹口气,总会得罪人,你总会得罪人。
没到一会儿,又有人进来,我抬头,是中葡混血儿亚方素。
“嗨,蜜糖儿,”他说:“今夜有空?”
“头痛,没空。”
“拒人千里之外。”他说。
我说:“你的中文没有进步呀。”
“有没有帮助?你会不会对我青睐有加?我学中文都是为了你。”
“别灌迷汤了,我已经三十岁,不受这一套,对外头打字员说去。”我摆手。
“颜回,别恃宠生娇。”
我说:“真的头痛。”
他耸耸肩“下午,我再来约你。”
我关上门,燃枝烟,打开报告,刚预备做,那个日本人踢开门。他是我上司,我不得不
敷衍他,同他混。
我说:“早,今天心情如何?”
“坏。”他一屁股坐下来。
我连忙扯一个笑脸。
“你那篇报告写得坏透。”
“是是是。”我笑着说。
“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为什么不施展出来?”
“老板,你对我估价太高了。”
“别找籍口。”他板著面孔。
我仍然挂著假笑,假得像真的一样,心里想:小人得志,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有机会我把你切成八块,你这只乌龟。
“是真的,你要求太高,你自己太能干,事事要一百分,所以我们这些八十分的伙计,你都看不入眼。”我张开嘴,滔滔不绝的假话一直流畅的吐出来。
我不理他的反应如何,我只为保护自己。
“我不管,你这报告写得不好的话,我会叫你一直写下去,写一千次!”
“可以可以。不过下一次一定好。”
“你是怎么搞的?一点都不专心!”
“没法子,六年来一直是这样,也不知道别的老板怎么想,居然做下来了。”死鬼,就是你特别爱找碴,你又不是老板,薪水又不是阁下发的,陪你混就混,我比谁不会混。
“今夜有没有空?”正题目来了。
先吓唬我、批评我、伤我自尊,把我说得一文不值,然后约会我,算是提携。
我说:“我头痛,山本先生,我不想出去。”
“约了别人吧?”
“晚上打电话来查我,我会向你报告我头痛的最新状况。”
他哼一声,不出声,我也看着他,不出声。
而我们的母亲以为我们坐在办公室,只是听听电话,说说笑的优差。
把山本打发走了,我才用心看了一下报告。
最近工作效率很差,功夫上错漏百出,大概是时间到了,要嫁人才解决得了这种大问,那也得看嫁的是谁,弄得不好更加水深火热。
很多女孩子希望有王子骑著白马踏踏而来,然而这王子若果养不活你,又有什么用?
我颇有点心灰意冷,单身女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那是不行的,凡工作都有倾轧、排挤、斗争除非阁下一辈子被压在最后一层,被压的滋味更不好受,故此只好向上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把头理在桌子上,在江湖太久了,咱们像定了型似的,很难走回家庭去。但我是这么累,我叹息,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外表看上去,也还是一个焊强的时代女性。
我刚安定没多久,美国人森姆探进头来“怎么,颜,又郁郁不欢?”他是国际营中最公道的一个人。
“你想我怎么样?”我反问:“跃上办公桌跳肯肯舞?”
“别拿我出气,访问杰出国际科学家一事,是否由你负责?”森姆问。
“不是!怎么推到我头上来?”我气愤“那两个新丁为什么不做?”
“嘿,新丁得宠,你不得宠,总之你支老丁的薪水,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关系?”
“我要是跟日本人唱歌跳舞去,又自不同。”我说。
森姆讶异“值得吗?他的薪水才比你多一两千,他又不能捧你上天。”
“可是他能叫我受闲气。”我闷闷不乐。
“谁不受气?”森姆说:“别说我阿q。”
“不会,我比你更q,我乾脆姓q。”
“这是联络的地址电话,你好自为之吧!”森姆出去了。
我无奈,背上相机,出发。
那科学家年纪很轻,是中国人,长得很端正,一表人才,十分出色,姓陆。我为他做了一个很短的访问,便打道回府。反正写什么都会被日本人批评得树叶都落,他咬定了我不行,渐渐连他自己都相信起来,此刻,恐怕就算我答应与他出去吃饭跳舞,都来不及了,他仍然认为我是小学程度,人在上,我在下,除了忍无可忍,重新再忍之外,别无他法,每一间公司,每一个机构,都少不了这样无理取闹的人。
避伙计合理、听话,持大学文凭,有十年经验,他还是爱踩就踩、一只臭皮鞋压上面孔来。
每天早上,我在搽五百元一罐润肤霜的时候,就同自己说:这么好保养为的是什么?又没有丈夫儿女来吻别,不过是回公司去贴上司的冷屁股罢了,唉。
可是天天还得做下去。
习惯了。
德国人议斯问我:“你不舒服?”
“吃不下饭。”
“看开点。”他笑。
我坐下来,匆匆忙忙写好一篇访问,没有什么精粹可言,平平稳稳,普普通通,交上去。
日本人出来说:“为什么不自己交进来?别老叫信差走来走去好不好?”
“好好好,我以为你关着门,不想人打搅你。”我仍然息事宁人,怎么都不同他摊牌。
他拿著访问,看都没看仔细“这开头不好,谁会看这样的句子?重写过。”用铅笔一笔勾销。
我心想笑,又觉得不是笑的时候,从是挂上一个愁眉苦脸的面具。
“你明白我说什么?我猜想你不明我说什么。”他吼。我仍然一丝火气都没有。“我明白,我当然明白你说什么。”
他进房去关上门。
我耸耸肩。
法朗索娃走过来“干嘛?他跟你是耙上了。”顶关心的“你什么地方得罪他?”
我问:“你真想知道?”
他点点头。
“三个月前,我前任老板临走之前同他说,颜回的稿子最好。这一下子赞坏了,如果我前任老板对他说,我简直可以代他的位置,我早就变成八块。谁想害死谁,就在他老板面前夸他你明不明白?”
“我完全相信。”法朗索娃点头。
“下了班去喝酒吧!”
“好。”法朗索娃问:“你头不痛了吗?”
“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借酒浇愁,难怪中环酒吧,到下班时分挤满了酒客。
大冢江湖混饭吃,谁当真救国救民?得过且过,但日本人偏偏日日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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