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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名著精华全集谈怎样读书

    你李敖读书读得最多,真是中国第一吗?

    最近香港报上说:"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轩荪信上说: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在敝寓住了五天,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他却特别推崇你老兄,说是念书大多,我们不可及。"这些话,都非过誉,在读书方面,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

    当代中国人以外的中国人,就是所谓古代中国人,总有比你读书读得多的吧?

    古代中国人读书读得最多的无可考,唐朝诗人杜甫说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古书字大,万卷书并没有多少。清朝陈梦雷说他"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由他编出的古今图书集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四册)看来,陈梦雷读书之多,该在古人中考第一。陈梦雷是清朝进士,他的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前后用掉了四年半的时间(一七一-一七六)。全书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这部大书,"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删一二。"它的体大思精,确属空前。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乱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被靖南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张冠李戴,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诚亲王失势,继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则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送到了东北。这时陈梦雷已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岁。由以上杜甫和陈梦雷都读万卷书的标准看,杜甫的读书成绩就不如陈梦雷,因为陈梦雷把他的读书成绩用编了大书做为嘉惠别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你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陈梦雷这种心愿呢?

    还不止此。在十二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在隐居山林、谢绝人事的专事写作里,曾立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雄心大愿,但他五十九岁死去,没有完成。如今,八百年过去了,这种雄心大愿,有赖干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新时代的有心人要做"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新尝试。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划时代的方向。

    这个方向的指标,就是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吗?

    就是。它的完成,该归功于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轰动。四年以后,他写信给我,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这件事,就是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王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来做,要我来"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记得十九年前,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

    "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民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选本,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可以给我们活用,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呢?王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来非李敖不可,于是,工作便这样敲定了:王荣文找对了人,李敖找对了书,徐复观的一个好梦,居然在十九年后,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读书得间"的重要

    我们相信你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选本",但是,你所说"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又怎么提供呢?

    古话说"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始未,把"金针""度"给大家呢?

    "读书得间"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英文中toreadbetweenthelines,就正是此意。读书要有这种本领,读古书更要有这种本领。硬读古书不行的。许多用功的人,终身"白首穷经",可是因为方法不得当,结果只变成"有脚书橱"。最后事倍功半还算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常徒劳无功。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结果变成老学究,就是一个证明。所谓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的硬读,因为古书中,有许多只是书生理想,并非社会现象,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你在这边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又有的古书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会事实,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你又上当了。所以读古书,首先要"辨伪",辨伪以后,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什么书是道德法律、什么书是社会事实。把这些分辨开,再融会贯通、互相印证,才算。读书得问"。"读书得间"以后,从而著述,才算"为往圣继绝学"。否则的话,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读书得间"是不是就是要把书读活,把死书读活?这种读活,多读书是否会有帮助?

    不一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但是愈读愈混蛋的,却愈来愈多,这都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很多人的基础,根本是"呆子",后来念几十年的书,变成了"书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反倒变坏。

    这样说来,这种人似乎选错了行?

    选错了行。

    可是他们也有著作呢,怎么办?

    隋唐嘉话里有这样一段:"梁常侍徐陵之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今传之江左。陵遂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为了避免这种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们的著作,实在该适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读书情况

    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

    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书,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会"读书得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古史辨"和"辨伪丛刊"等,对古书的解释,他们的功劳很大,成绩也颇可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缺点:第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做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他们常说这本古书是假造的、那个古人无其人等等,其实不然。

    请举一个例。

    以周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三册)为例: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现象。

    疑古派的穿帮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就可证明了。孙武(前六-五世纪)

    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子,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书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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