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幕秋分

    场景和第一幕一样，不过时间已从夏天转到秋天了，是中国阴历秋分的凌晨五点钟，阴历的九月下旬。

    囚房里睡了四个人，大门对角线那边睡三个，从“书桌”边上数起，是龙头、余三共、史处长；从门口到矮墙间，睡着胡牧师，与对面三个人脚对着脚。

    突然间，牢门轻轻的喀了一声，锁快速拉开了，门快速打开了，士官长带着班长六人朝着对角线方向直冲进来，睡眠中的四个囚犯同时惊醒、坐起。史处长站起大叫：“蒋总统啊！蒋总统啊！”一条布早已缠上他的嘴，他已被反铐着，不晓得怎么回事，簇拥中布条挤开了，史处长大喊：“蒋总统啊救命！我跟你走！好好走！不要这样对我！”布条又缠上了，他被一拥而出，一个班长殿后，把牢门咔嗒一声又锁上了。

    胡牧师：（坐在地板上，拭泪）哎呀！哎呀！主啊！主啊！请给我力量，吓死人了！人家只不过教点书、传传教，就这样整人，把人家同死刑犯关在一起，竟看到这种场面，吓死人啦！（瞄着龙头）咦？龙头，你好像若无其事似的；（面向余三共）三共，你也吓到了吧？

    余三共：（惊魂甫定，点点头）还好，但比不上龙头那么镇定。

    龙头：（站起来，到了史处长铺盖旁翻找，拿出一些文件，塞到自己“书桌”底下）恶有恶报，这就是做走狗的现世报！看到处长大人的下场，我要信上几分钟佛教呢！除非用现世报证明恶有恶报，恶报就在今生今世，否则谁信什么因果报应呢？来，把乱七八糟的屋子整理一下，这些禁子牢头都不脱鞋就冲进来了。看，处长大人的鞋还在那儿，连鞋都没穿，就给拖出去了，这走狗死得好狼狈！来，我们一起帮他把铺盖和用品卷起来吧！

    胡牧师：（摇手）我可不敢碰死人的东西！我是基督教的牧师，我不动佛教徒的东西。

    龙头：他现在还没死呢。

    胡牧师：现在在那里？

    龙头：现在还在前面军事法庭。正在被五花大绑，五花大绑后，有酒有肉给他吃喝，不过只是喂他喝酒吃肉，吃喝以后，就宣判，立刻由宪兵押上车上路，天亮前就到了新店空军公墓后的刑场，那时才枪毙。所以，现在他还没死呢。军法处的习惯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临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处长大人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两枪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除非同案的死刑犯人太多，要分批枪毙，就是犯人甲犯人乙今早枪毙，犯人丙犯人丁明早枪毙，那时候，犯人丙犯人丁就可以明确知道明天轮到他们了，明确知道自己明天一定死。

    胡牧师：那多难受啊？像处长大人，虽被判死刑，但是上诉期间，也就是申请复判期间，一直还有希望活，至少不知道那天死，若像犯人丙犯人丁那样，明确知道自己明天一定死，多活那二十四小时多难受啊？啊，我的上帝！

    龙头：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五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实在教人难受。处长大人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也难为他了。不过他可能还以为罪不至死，所以难受中还在做梦。刚才被提，临死以前还呼唤主子蒋总统听他哀鸣呢！

    余三共：他喊“蒋总统救命”难道不知道要他命的就是那老王八蛋？

    龙头：他心里有数吧。

    余三共：他也喊了“我跟你走，好好走，不要这样对我”怎么回事？跟蒋总统走，一起去枪毙吗？

    龙头：好像这段话是对士官长说的，延长大人做官做久了，有架子、爱面子，最后不自觉的想捞回一点面子吧，这样子被拖出去枪毙，的确未免狼狈一点，但是一个人在生死的节骨眼上，什么反应不一定，士官长他们见多识广，知道先君子有点麻烦，不如先小人比较省事，所以每次枪毙人，都闹得夜夜惊魂，除了例假日以外，从来不让人安静的离开。

    胡牧师：你说除了例假日外，都夜夜惊魂，那么死刑犯最喜欢例假日了，不是吗？

    龙头：是啊。你的上帝都在一星期的第七天休息，何况刽子手？对死刑犯说来，应该啊喜欢十月，十月假最多，是国民党政府“庆典”特别多的月份，国定假日有十月十日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台湾省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老王八蛋蒋介石的“华诞”军法看守所对这些节日是很重视的，特别是最后一个，每次都加菜“大酺”一番。而这些节日，也是死刑犯们的“死亡假期”因为法律规定：星期日和国定假日不执行死刑。尤其是总统的华诞之日，当然不杀人，加菜也特别认真而丰富，尽量减少克扣，避免偷工减料。还有，逢到端午、中秋、除夕这类民俗大节，习惯上也“禁屠”的。因此，枪决人犯，很多选择在“禁屠”后的第二天。据说是前一天让死刑犯大嚼一顿，第二天再押出去宰掉了，比较“人道”不过，杀人也不一定选在放假后的第二天，而军法看守所又不可以在枪毙一个人的前一天，特别为死刑犯单独“加菜”因为，这岂不等于是预告日期吗？这样预告了，那个束手待毙的囚犯还吃得下肚吗？所以，偶尔也在非假日和非星期四加菜，星期四加菜是要让探监的家属亲友开开眼界的。敏感一点的死刑犯，逢到非假日又非星期四而忽然加菜，往往就心惊肉跳起来，所以，对内行的死刑犯说来，加菜不是什么好事。

    胡牧师：军法处一定要在五花大绑后才宣判、才告诉死刑犯，你被判死刑确定并立即执行吗？

    龙头：就是如此，立即生效。

    胡牧师：军法官只宣判，不做别的了？

    龙头：偶尔也有例外吧。有一个例外，就是李玉堂案。李玉堂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呢，仗打得不错，升到将军，升到军长。抗战中，长沙会战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吹牛说胜的，第三次才是真胜的，就是李玉堂打的，那里他是第十军军长。国民党丢了大陆时，他是山东省政府的流亡主席，到了台湾，情报人员说他太太和小舅子想投共，他知匪不报，蒋介石下令判他死刑。枪毙的那天早晨，李玉堂一出监狱的铁门，两个宪兵站在门口，就把他两手反捆起来。这时他的太太帮小舅子等也都捆好了，他们都知道是枪毙。到了军法官面前，军法官宣布他们的死刑，即日执行。军法官特别对李玉堂说：“你犯的是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最高刑是七年徒刑。但是呈请总统批准时，总统批‘再判’，我们乃改判你十五年徒刑，又经总统亲笔批一‘恥’字。你的死刑是总统判的，总统要你死，我们也无可奈何。”李玉堂答复说：“总统要我死，我死，我死。”于是押上军车，他的太太这时已脚软不能走路，大哭不止。李玉堂不失将军气概，对他太太说：“这时还有什么哭的，快走！”但李太太已不能走，宪兵便拖她上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玉堂案。原来中国法律不如总统一人的意思，所以军法官明告被枪毙的，以明枪毙不是依法判决的，而是总统要他死的。

    胡牧师：像李玉堂这种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都不能依法判决，法律还有什么用？

    龙头：法律的唯一用处是保护政权，其他的勉强还有一项是保护财产权，尤其是有钱人的财产权，如此而已。除此以外，还相信法律的，是笨蛋。

    胡牧师：处长大人走了，他跟龙头一起住了多久？

    龙头：一百多天吧，他是夏至前来的，现在是秋分了。

    胡牧师：他按理是你的敌人，你们处得来吗？

    龙头：在大阵营上，他是敌人；但在日常生活上，是“鸡兔同笼”的遭遇，还不算直接的、正面的敌人。所以，每天二十四小时同处一室之中，只要他还知分寸，知道谁是龙头，我也不以他为敌人对象，毕竟他是敌人阵营中的一条走狗，只是大一号的而已。何况，严格一点的说，任何每天二十四小时跟你形影不离的人，都极可能就是敌人，因为全无距离，硬被强迫挤在一起，太烦人了、太痛苦了，一个人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你眼前吃喝拉撒睡、放屁、打嗝、咳嗽、磨牙，乃至怨天尤人、咳声叹气、问东问西、大闹情绪，而你又无处可避，请问这种人不归类成敌人又是什么？他不可能不是敌人，因为你住的地方是地狱、是人间地狱，所以，只要每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再好的朋友或同志也可能变成敌人。还好，由于我的一点名气、威信和技巧，我把这十一房囚房管制得很好，还不需要来什么“监狱斗争学”

    胡牧师：“监狱斗争学”？

    龙头：“监狱斗争学”这是我发明的一个名词。这种学问，分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是在被抓被移送到这儿来以前的那阶段。我借用一位共产党跟我说的话说给你明白。这位共产党叫张剑华，在这里跟我住了一星期，他跟我说：“我们共产党是讲究监狱斗争的，在这一方面我很有经验。当保安处的人将我吊起来，或者打得很厉害时，我受不了，就答应招供。及至他们把我放下来，或是停手不打了，要做笔录了，这是利害关头，我就推说：实在没有做什么呀，不能招供。这样磨得久了，有时一件事实也就不用认便过去了。好多次，保安处的人问我：‘张剑华，我们这样打你，你恨不恨啊？’我就装着笑容答道：‘我不恨，我不恨！不，我不但不恨你们，还非常感谢你们。’他们问我为何事感谢，我就说：‘你们打我，让我觉悟，知道过去喜欢乱搞政治，才有今天的教训。我决定以后绝不再搞政治了，这是你们赏赐给我的觉悟，是很宝贵的，对我很重要。所以，我当然要感谢你们。’这种话，可以减少他们对我的敌意，相信我以后不会再搞政治了。我告诉你，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套；我以后怎么做，又是一套。表面上要很客气、诚恳，不要跟他们发怒，才可以掩护身份而不吃亏。在他们手里，要灵巧、机警、乖顺，用软的功夫攻破他们硬的心防。但是，信心要坚定，不要被他们说服，就放弃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立场。我对付保安处是这样，对调查局也是这样，只要不妨害一个共产党人，我什么都听他们的；譬如：他们要我咬一个人，只要他不是真的共产党，我就照咬，不要管他冤不冤枉，保住自己要紧。如果他们要咬的是共产党，我就推三托四。你知道，‘供枉不供党’，是我们共产党监狱斗争的重要策略，不要忘了。我就是用这种策略，所以，保安处、调查局那些人都被我骗得迷迷糊糊的团团转，还以为我是真的觉悟了哩！”在张剑华这些话里，最重要的一句是“供枉不供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胡牧师：是宁肯供出你冤枉的人，也不供出你们同党的人。

    龙头：对了。供出你冤枉的人，可以用替死鬼来掩护同志。

    胡牧师：办案的人那么好骗吗？抓到替死鬼，他是被冤枉的，一问三不知，口供对得上吗？

    龙头：那是另一个问题。办案的人为了办大案、领奖金，拿到好的考核，为了升官发财，抓到的人多多益善，那管那么多。何况，你一问三不知吗？刑求的花样一来，什么你都得招，口供对不上？你错了，对得紧紧的（把右手拇、食指对住给胡牧师看），这叫若合符节，也叫众口一声啊。

    胡牧师：共产党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余三共：我要说话了，我们可不是那样的共产党，我们好汉做事好汉当。

    龙头：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全案的十九个人都给抓进来了，也没枉可供了。你们的案子人虽多，但案情比较单纯，所以不需要咬别人，咬自己就行了。

    余三共：你说“供枉不供党”你龙头自己，不是也被枉供进来的吗？那是谁咬你的，总不是共产党吧？

    龙头：不是共产党，是台独分子。经过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侦讯，我终于悟出原来诬我成为台独大员是符合特务们和台独分子们的双方利益的。最后我对特务们说：我的整个感想是：台独分子希望把案子做大，咬住我，硬替他们捧场，对外宣传说：大家快看，台独运动不但有外省人参加，并且还是顶瓜瓜的外省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另一方面，你们国民党情治人员也希望把这案子做大，案子有我参加，自然就顿时变成大案，扣住我，硬替你们捧场，可以对上面报告破了巨案、可以多领奖金。这样双方你推我拉，我还有话可说吗？不错，台独分子把我当成枉给供进来，但他们在台湾也别无党员可供。所谓台独分子，在台湾只有和我同案咬我的两个，其他所谓台独分子都在海外纳福呢，都是嘴巴上的台独，他们是不敢回来硬干的。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我看的革命党可多了，但像台独分子这种假革命真孬种，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只有他们是绝无仅有了，他们可真恶心极了，这种人还玩政治，真教人看不起。

    胡牧师：龙头你刚才说“监狱斗争学”分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后期是移送到这儿军法处的阶段，你还没说怎么个斗争法呢。

    龙头：我举个好玩的例子给你们听。有一个流氓叫吴相煇的，长得尖嘴猴腮，还留个小胡子，一副小人样。你想在全世界找一张脸，一看就是十足小人模样的一张脸，就是他了。他有不少前科，自然有一些坐牢的经验。他烟瘾很大，可是牢里不准抽烟，在放封时候，他看见班长把烟屁股丢在地上，他会跑过去，双膝下跪，请班长允许他捡起来抽，不要脸极了。后来他发现，如果他打小报告检举同房的人有反动言论，他就会被叫到外面办公室查问，查问时候，有烟好抽。有一次他检举一个政治犯，说这政治犯“曾将总统玉照一张撕掷地下，用脚践踏，表示污辱的意思”这政治犯又在房中对其他囚犯说：“什么大陆是铁幕，其实台湾才是钢幕，不但坐牢的人不自由，老百姓也不自由。我们应该叫‘老猴’，老的猴子还我自由！”于是他被请到办公室。他说最令他引以为荣的是，当谈话完毕，要回房时，军事检察官还跟他握了手，这大概是吴小人相煇有生以来所所握过最“高贵”的一支手掌了。而他更加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检察官一连请他抽了好几根香烟。这下子吸烟知味了，他接二连三，不断的检举同房囚犯，弄得军事检察官也不相信了，就不理他了。他没烟好抽，情绪大坏，就在房里耍流氓，专门欺负弱小。最后监狱官来了绝招，把他和一个壮汉关在一起，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壮汉叫刘辰旦，九十公斤，是橄榄球队选手，是政治犯。本来还相安无事，没过三天，吴小人相煇老毛病犯了，就率真的对姓刘的表示：“我知道所里把我调到你这一房来，是要利用你来打我。”姓刘的极力否认，愈否认，吴小人相煇愈觉得是在“掩饰”最后，两人就摊牌了。吴小人相煇说：“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是，我有办法，等你睡觉的时候，我就捏你的‘卵葩’，制你死命！”姓刘的说：“那好了，我就不睡觉，看你能怎样？”姓刘的不睡觉，姓吴的更不敢睡了，他生怕自己捏姓刘的‘卵葩’捏不到，反而被姓刘的捏死了。最后，情势发展到两人干起“绝睡”比赛来。人家绝食，他们“绝睡”倒也平添军法监狱中的一绝。姓刘的是壮汉，身体极棒，吴小人相煇体力悬殊，两天两夜下来，他支不住了，就垮了。于是，写报告，请求调换房间。他一天递了两三次报告，看守所似乎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先是给搁置了两天，最后才说：“只有十五房空着，可是电灯坏了，还没修好。”吴小人相煇赶忙说：“没有电灯也不要紧，我这就搬过去。”于是，他就搬到小黑房去了。这就是我说的“监狱斗争学”这位姓刘的壮汉不愧有打橄榄球的底子，知道如何在斗争场上斗争，最后他赢了，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卵葩”、自己的睪丸，也保住了政治犯的尊严，他证明给大家看，在黑牢里，老大不是流氓，老大是政治犯。

    （牢门咔嗒开了，一个中年人被推进来，门又咔嗒关了。这人穿着脏兮兮的汗衫和西装短外裤，手上提着一支老旧褪色的黄皮鞋，个子瘦削，脸色黧黑，满面油污，汗水也湿得透出了他的上衣。入得门来，黑脸上先闪出一副傻傻的笑容，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余三共：你就坐在睡在门旁吧，坐下来。（用左手掌介绍着）这位是龙头，房里一切他说了算。另一位是胡牧师，不是真牧师，是信教信迷了。我是余三共，是大学生。你贵姓？什么案子？

    王家法：我叫王家法，安徽人。什么案子，也搞不清，只是我不是第一次坐牢，我坐过十五年的牢，现在三十五了。

    余三共：哎呀！老前辈了。什么牢坐了十五年？

    王家法：我是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打仗时被国军俘虏，被判叛乱罪十五年。

    龙头：什么？战场上俘虏来的也当叛乱犯来判？

    王家法：就是那样吧？

    龙头：那抗战期间，汪精卫那边的军人被俘了，岂不是都可以当作“汉奸”来判罪了吗？

    王家法：谁说不是呢？

    龙头：你叫王家法，可是你碰到蒋家法。详细说说你的案子。

    王家法：我在家乡种田时，被国军抓去当兵，不知道在那一场仗时跟人民解放军作战，被共产党俘虏了。又被编到人民解放军，跟国军作战，又不知道在那一场仗时，被国军俘虏了，不久就被当成政治犯判了十五年。真冤枉，我不认识字，政治犯三个字我都不会写，就变成了什么政治犯。

    龙头：你们看他的手和脚，这么粗，他的脚后跟的脚繭又硬又厚，有一公分厚，这像政治犯吗？

    王家法：我出狱后，打着赤脚在一处矿石工厂挖石灰，一年到头走来走去、搬来搬去，（摊开双手）手脚就变成这样了。

    余三共：你做矿工，这么苦，待遇好吗？

    王家法：待遇很好，老板对我也不错，一个月有三千块钱以上的收入。

    ——也就是因为待遇好，我用钱又很省，为的是想留一点老本，有一点积蓄。没想到又进来坐牢了，这回要坐七年牢。

    余三共：你为什么又要坐七年牢？坐了十五年还不够？

    王家法：是一个矿工想向我借钱，我怎么可以借他钱？来到台湾，无亲无戚，没倚没靠，就靠自己能吃苦耐劳，维持生活。还得积一点钱，防备将来失业、生病或者老了，不至于挨饿。假使有机会，也可以娶房妻子，成立个家。我借钱给人家，以后没钱用了，又有谁借给我呢？不料那位老兄借不到钱，就想办法陷害我，向派出所检举，说我对他讲“共产党有好些地方比国民党好”、“共产党人海战术很厉害”于是我被送到这里来了，法官说我是“为匪宣传”也没有第二个证明我那样讲。唉，记得当年牢坐满了，出去了，到处找工作，人家听说我是“匪谍”判过刑，没人敢用我。有好多次，工作找到了，工资多少都讲定了，老板一听我是“匪谍”就吓坏了，告诉我：“很抱歉！不是我们不雇用你，实在是不敢雇用，怕将来连我们也发生问题。”唉！你们不知道，我当时是多么惨，心中又是多么怕。你们想想：单凭一个人的一句话，又没有别的证据，就把我送到这里来。天地这么大，我却没有一处可以活下去，我当然要叹气了。唉！

    余三共：那后来又是怎样找到这份工作呢？

    王家法：后来，有一位没什么交情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矿场想招用工人。我问了住址，就自己去应征。这一回，我不敢说是“被判过刑的匪谍”了，老板就雇用我。时间久了，他看见我力气很大，工作也很努力，一再给我加薪。我才老实对他说起坐过牢的事。这位老板倒很好，他说，他不怕，叫我安心工作。几年来，我储蓄了几万元，也租了一幢屋子里的一间单身房，单独门户出入，很方便的。心里还想：假使有机会讨个老婆，这个房间也勉强够住了。没想到，老婆梦还没做成，坐牢梦又做第二回了。那一天，派出所警员通知我去一趟，也没有抓我，我也不知道什么事。过一会儿，我去了，他们就做起笔录，说是有人检举我为匪宣传。我辩说没有这回事，问他是谁检举的，我要跟他对质。警员说：“检举的人，政府要替他保密，不能告诉你，也不能让他来跟你对质。”我问他：“是不是某人检举的？”警员不回答，我就断定，必是这位老兄无疑。我把他要向我借钱不遂的事情，告诉警员，要他调查。警员说：“这些话，你到军法处去说好了。”就把我送到分局，再送到这里来了。刚才开庭，被判七年。听说按什么条例第七条起诉，起诉七年就判七年，一条一年。

    余三共：可以上诉呀。

    王家法：坐牢我可是内行呀，绝不能上诉的，我有过十五年的案底，算是累犯。累犯上诉，会判得更重。

    龙头：他说的是真的内行话。他这种判七年的底价和他这种案情，有一个同病相怜的例子。来自韩国一万四千名所谓“反共义士”中有一个叫刘金财的，被抓了，送到军法处。过去住在隔壁房“放封”时告诉我他的案情内容，又暗中拿起诉书、答辩书、判决书给我看。我因此知道，他一到台湾，就在省林务局一个林班工作，因为勤奋诚实，一路升到领班，他经过多年积蓄，娶了太太，已有一个怀中的小女儿。因为他十多年工作有点钱，引起三四个林班工人的觊觎，人人想向他借钱。借不到，就共同设计要构陷他。这些人比“检举”王家法的人技巧高明多了，他们找刘金财聊闲天，有意无意地问他人民解放军在韩战期间的情形，我记得其中“犯罪”的重点在于三句话：（一）问：共产党管理军队，跟我们这边一样不一样？答：不，共产党管理军队，另外有它的一套。（二）问：共产党在韩战中，是不是由苏俄供给武器的？答：是。（三）问：苏俄的武器厉害不厉害？答：厉害。——就这样，刘金财罪名成立，那三四个人正式“检举”他“为匪宣传”起诉了，判刑了，但因法官“姑念被告”由韩国而来，是“反共义士”按底价减半优待，判他三年六个月。

    （牢门咔嗒开了。）

    班长：（伸直手，瞇眼看手上拿的单子）王家法，收拾好，出来，是十七房，不是十一房。

    龙头：怎么刚来就走了，班长看走眼了？

    班长：我们老兵也都老了，老花眼了。看走眼也没什么，只要清早五点提人时不提错，就行了。

    龙头：清早五点最好大家都戴上眼镜。

    王家法：（提着小包包向大家鞠躬）各位保重了，幸会了一二十分钟，也是难得。

    胡牧师：上帝保佑你！

    王家法：（左右看）上帝？上帝在那里？

    胡牧师：上帝在你心里。

    王家法：（怀疑的以手指心）在我心里？我的心一直是凉的。

    龙头：那就是说，你把上帝放在冰箱里，或者说上帝一直住在冰箱里。

    王家法：不知道上帝对不起我，还是我对不起上帝。

    龙头：哈哈哈，只要在牢里，就总有人对不起你。

    （王家法下，牢门咔嗒又关了。）

    余三共：这王家法可是个坐牢的老油子，他不上诉，龙头提到的那个判三年半的“反共义士”也不上诉？

    龙头：三年半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还上什么诉？一般来说，一上诉就被认为你抗拒政府，不知悔改，就加番了，加番方式是判十年的改判十二年、十五年，判十二、十五年的改判无期，判无期的就改判死刑了。有个警备总部的士兵被判无期，他要上诉，监狱官把他找去，很生气地骂道：“你还不知死活，还敢上诉吗？这一次法官本来要判你死刑的，后来念你是警备总部的兵，才判得轻的。你再上诉，一定改判死刑，你小命就完蛋了。还不赶快把上诉状拿回去！”他听了喊道：“哎哟！法官要判我死刑！我要拿回状子，不上诉了，不上诉了！”

    胡牧师：判个死刑就这么容易吗？

    龙头：又有何难？比判无期徒刑少写两个字而已。

    胡牧师：军法官太没良心啊！上帝啊！

    龙头：电影导演崔小萍被当成共产党，判十四年，她在法庭大哭大骂军法官没良心，军法官冷笑道：“我才是有良心的，没良心，判你死刑了。”我看问题是，不是没有良心，而是没有你们的上帝。有的话，这么多冤狱、这么多冤魂，你们万能的上帝又在那儿？

    胡牧师：上帝的意旨不是我们人能了解的。

    龙头：所以他默默无言，让恶人们坏人们替天行道！看你们这些教棍怎么自圆其说？

    胡牧师：（有点宭）我最怕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谈宗教问题。

    余三共：不过有个好处，他们“为上帝宣传”不像“为匪宣传”会坐牢。

    龙头：你忘了，当年他们“为上帝宣传”不但把人坐牢，还活活烧死呢！像十五世纪烧死胡斯就是热呼呼的例子。那胡斯就是johnhuss，和你一样，也姓胡呢！

    胡牧师：对我来说，我宁愿真的“为上帝宣传”而被烧死，也不愿假的“为匪宣传”而坐这大牢。

    余三共：我知道你外号“胡牧师”其实你只是喜欢兼差传教而已。你是中学教员，你的案子由于你胆小，始终吞吞吐吐的，现在你说说看，不要怕。

    胡牧师：我本是一个小军官，退伍后到师范大学继续进修，取得了中学国文教员的资格，被分发在一所省立中学吃粉笔灰。我喜欢舞文弄墨，喜欢旧诗词。记得毛泽东写过一首沁园春，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都奚落了一顿。这首词，不但在当时很引起争议，就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占有大陆以后，香港若干杂志报纸，也拿这首词来批判过一阵子的。当然，有批斗它的人，也有欣赏它的人；有人嫌它遵守词的格律不够严谨，有人称赞它写景生动；有人批评老毛狂妄自大，有人则称赞这首词气势雄壮。见仁见智，有褒有贬，原也不足深论，糟的是，我竟然喜欢上这首词的人。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改完了学生作文，闲着没事，就拿起毛笔来，在一张白纸上写了这首沁园春。写好了，看了两遍，便搓成一团，丢进字纸篓去。不知怎么搞的，这张字纸竟被学校安全室的人捡去了，我还一点都不晓得呢。

    余三共：你就是因为抄写沁园春被捕的？

    胡牧师：不。我被捕以后才知道，安全室的人看我抄写那首词，就布下陷阱来引我跳下去。

    余三共：怎么说？怎么布下陷阱？

    胡牧师：那是一个下午，在操场上，几个学生围着我聊天，问这问那的。师生嘛，我平日又爱护学生，那里知道要防备他们之中有人害我呢？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你从前是军官吗？做到什么官位？”我说：“做到小军官。”学生说：“那金门炮战，老师有没有参加？”我说：“参加的呀。”谈呀谈的，有人就问我说：“老师，你在金门的时候，共产党每天向金门开炮轰击，我们这一边有没有还击呢？”我说：“当然要还击的。它那边大炮打过来，我们大炮就对准厦门高崎通到隔海集美的那座铁桥，轰击过去。只要打中一发，铁桥损坏了，从厦门开出的火车，就要停驶几天去修理。”嗨！就是这句话惹了祸，我才会来坐牢的。我被调查局抓去以后，才知道那些学生原来就是小特务，就是调查局的小线民。调查局说我那句话是“为匪宣传”宣传它共产党建造了一条鹰厦铁路，宣传它共产党从厦门的高崎到隔海的集美，建造了一条铁桥，铁桥上还可以行驶火车。这样，我便被移送到这里来了。

    余三共：这跟你默写沁园春有什么关系呢？

    胡牧师：就是因为写了沁园春，安全室才在学生中布线侦查我的言行。那些学生一定是奉命前来试探我的。要不，我只对他们几个孩子说了，为什么调查局会知道？而我被捕后，调查局办案人员竟拿出我写的那张沁园春，丢给我看，我才知道被安全室的人捡去告密了。唉！说来可怕，一个学校里，有安全室，还有特务学生！我这“为匪宣传”的罪名，八成是脱不掉的了。

    龙头：你并没有“为匪宣传”呀！那首沁园春，你只是自己默写一遍，就搓到字纸篓去了；并没有拿给别人看，向谁宣传呢？向鬼宣传吗？大陆有一条鹰厦铁路，厦门的高崎到对海的集美有铁桥、有铁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你说国军开大炮还击，摧毁了那条铁桥，是宣传国军炮兵的威力，是为“国”宣传，怎么算是为“匪”宣传呢？你这两件事，都不能构成为“匪”宣传的要件，怎么可以控告你这项罪名呢？

    胡牧师：龙头啊！（用叫苦的语调）我这个人，不但没有“为匪宣传”的事实，根本也没有“为匪宣传”的存心。高崎集美间有一条铁桥，金门的军民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可是，金门的民心士气一直很高昂，并没有因为共产党建造那条铁桥就动摇了。难道金门的军民可以知道的，在台湾就要保密，就要封锁消息，说那条铁桥被国军大炮轰击损毁了，就断章取义，说我这句话是为“匪”宣传，那报纸上刊载台海炮战中，金门一天落弹几十万发，民房倒塌，百姓死伤，为什么不说也是为“匪”宣传呢？因为那明明昌宣传共产党武器充足、炮弹威力强大呀！

    龙头：可见上帝还没无处不在“共匪”已经无所不在了。

    胡牧师：还有一项无所不在——特务和线民更无所不在。

    余三共：这就是你跟我们坐了这么久的牢，始终对你的案情吞吞吐吐的原因吧？

    胡牧师：你可以这么说，我怕你们。

    余三共：怕什么？你是军官哪！

    胡牧师：可是我胆子很小，心肠很软，在军中也窝窝囊囊的，没有前途。只是我喜欢舞文弄墨、吟风弄月，结果什么不好舞弄，竟不小心舞弄到老毛身上去了，结果惹来大麻烦，幸亏上帝保佑，使我只是“为匪宣传”而已，自己还不是“匪”啊，感谢主，让我在牢里休息。

    龙头：感谢“主”在牢里休“息”简单说，就是感谢主席，感谢毛主席（笑）。

    胡牧师：（摇着双手，笑）龙头啊！千万别这么说，你饶了我，我改口了，不感谢主可以了吧？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龙头：好吧，同意你改口。咦，我想起来了，有个跟你有点像的例子，黄进川黄老师的例子，他也是“为匪宣传”也很妙。黄老师教地理，上课时说：“大陆的土地比台湾大，资源比台湾多，但是一切资源尽由共产党政府占有、掌握、控制、运用，没有拿来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用处。所以，大陆人民生活很穷苦，中共却试爆核子弹成功了”他这段话，出了问题，罪状就在头一句和末一句“大陆的土地比台湾大，资源比台湾多中共却试爆核子弹成功了。”斩头截尾，不谈中段，便叫作“叛乱犯”了。我还记得他的律师写答辩状，有一段妙文，状上说：“被告黄进川宣称：‘大陆土地比台湾大，资源比台湾多。’在这个反共基地的宝岛台湾，说这样话也实在似乎未免有点不太妥当。不过，要一个负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的学校教师对学生宣称：‘大陆土地比台湾小，资源比台湾少。’做老师的人，实在也是很难说得出口的。”至于核子弹试爆成功，这位律师找来一份军中报纸青年战士报，居然有这一报导。可是，没用，他们说你“为匪宣传”就是“为匪宣传”一判下来，就是七年！提到核子弹，还有另一场，一位印尼侨生叫李世璋的，师大英文系毕业，教过北一女英文，后在几个补习班“赶场”当英文老师。有一天，因为全班学生考试成绩都很糟，就训斥学生说：“人家中共都会试爆核子了，它制造的钢笔又好又便宜，可见它是进步了。你们都是大孩子，到今天还不知道该怎样长进，读书都不好好用功，怎么有资格谈反共呢？”他又向学生表示：“汉字应该简化。”事被职业学生往上密报，抓起来了，判他“为匪宣传”在法庭上，他辩称：中共试爆核子成功，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都用大篇大篇专栏报导，我只说几句，激励学生用功，难道有罪？法官诘问道：“你说核子弹威力很厉害吗？”李世璋反问：“法官，你以为核子弹威力不算很厉害？”法官说不出话来。李世璋又说：“我是一九五七年来台升学的，听说一九五四年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在报上公开撰文，主张汉字应该简化。如果主张汉字简化有罪，警总当时为什么不抓国史馆馆长？”法官也说不出话来。可是，照判，判的理由却冠冕堂皇，说“姑念被告系印尼侨生，不谙祖国国情”两罪俱罚，判处感化三年。收到判决书时，李世璋笑起来了，他说：“我是一九五四回台升学的，现在是一九七了；十六年之久，到现在还‘不谙祖国国情’！唉！我们的‘国情’可真难‘谙’啊！”事实上，老王八蛋蒋介石那本烂书苏俄在中国的印尼文译本，还是他翻译的“为匪宣传”那个匪啊？

    胡牧师：（笑）那个匪啊？到底谁是匪啊？

    龙头：（笑）你少问了吧，有个老兵，叫李中，一九四九年追随政府来台湾，一九六五年以中士退伍，找到一个警卫的差使，收入有限，不能成家，自问自答说：“如果不追随部队来台湾，我不也早就结婚生子，说不定早已当祖父了，想不到当年抱着满腔热血从军报国的结果，竟落此下场，连最起码的家也没有，我是不是爱国爱错了呢？”过年时候，他更感伤了，乃写了一副春联，上联是：“你说他是匪，他说你是匪，到底谁是匪？”下联是：“一个靠苏联，一个靠老美，老百姓靠谁？”好了，立刻来了一大堆人，春联撕下，犯人送上“为匪宣传”判刑七年。

    胡牧师：我的上帝！什么不好写，写什么春联？

    龙头：说得也是。什么不好追随，要追随政府？什么不好去，要去台湾？像这老兵、像印尼侨生。印尼侨生在这十一房住过，他跟我愤愤不平的说：“我们宁愿在印尼做亡国奴，也不要在台湾做什么堂堂正正中国人。为什么连亡国奴都从外国人统治下得到的自由，竟在中国人统治下的台湾还得不到？能从异种人统治下捡到的，竟在同种人统治下还捡不到？如果这是做中国人，我宁愿做外国人。为什么一个国家迫害我，我还要受这窝囊气？爱因斯坦在十六岁时候就吃不消做德国人，放弃德国国籍；二十一岁入瑞士国籍；三十五岁又当德国人；五十四岁德国纳粹把他德国国籍又取消了；六十一岁起他又入了美国国籍，但一直到死，仍然保留他的瑞士国籍。我要永远保留我的印尼国籍，我才不要再做中国人。其实我祖宗三代都生在印尼，是印尼人，不晓得怎么变成了什么中华民国人？”我说根据所谓的中华民国国籍法第一章第一条第一项，你出生时你爸爸是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他说我爸爸不是，我说你爷爷是，他说我爷爷也不是，我说你爷爷的爸爸总是了吧！所谓中华民国要实行它的双重国籍，所以，你无所逃于这个所谓国的国法之间。他听了，才一直摇着他印尼的头，哑口无言。

    胡牧师：看来还是国民党赢了。

    龙头：国民党的不要脸赢了。国民党也不想想：为什么他们革了几十年的命，竟革得有人宁愿做外国人做汉奸做亡国奴，为什么？平心来说，这个政府似乎不算最残暴的，在残暴方面，他们比不上尼禄、比不上阿提拉但这个政府实在是最讨人厌的、最叫人厌恶的、最叫人恶心的、最不要脸的。它不是老虎，它只是臭鼬。猎人遇到老虎，会打老虎主意，会打死老虎或捉住老虎，但遇到臭鼬，就立刻倒尽了胃口，不会打任何主意，只想赶紧洁身自好。这就是他们革了几十年大命的大成绩，使你倒尽了胃口，有人再也不想做他们统治下的所谓中华民国人，而宁愿去做外国人、汉奸或亡国奴了。

    （人声嘈杂，又哭又喊，伴着脚镣声拖过来，到房门口停住，牢门咔嗒开了。一个上身赤条条的胖汉，下身只穿内裤，挂着脚镣，给推进来，士官长一马当先也一擁而入。）

    余三共：生意兴隆！生意兴隆！他妈的戴脚镣的刚走一个又来一个了！

    士官长：龙头啊，可要麻烦你了，这个胖子刚判死刑，情绪不稳，麻烦龙头开导开导，替他写个上诉状。来，老黄，先向龙头鞠躬，谢谢龙头。别担心啦，有龙头照顾你，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老黄：（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龙头磕起头来，大喊）龙头救命！龙头救命！

    龙头：（拉他起来，有点拉不动，太胖了）不要担心，有龙头在，保证救你一命，一切没问题。

    老黄：（哭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俺死刑啊！

    士官长：好啦！好啦！一切交给龙头老大啦！有任何问题，找龙头就是了，我们都佩服龙头，有龙头在，一切都不成问题。（对龙头）龙头啊，偏劳你了，我走了。

    （士官长下，牢门咔嗒又关了。）

    龙头：胡牧师睡到处长大人这边来，老黄睡门口（大家忙了一阵）。三共，帮老黄安顿一下。我这里有件旧衬衫，撕开它，撕成一条一条的，帮老黄把脚镣缠裹住，不然它会磨破脚踝。

    老黄：多谢龙头啊，你这么细心周到，将来俺出狱了，一定送我们莱阳的大白菜给你。

    龙头：你是山东莱阳？你干什么的？

    老黄：俺是莱阳人，三十八年随军来台。俺是乡下人，抗战胜利前活不下去，跑到青岛去做海军。

    龙头：（摇头）不对啊？抗战胜利前的山东海军是日本人掌握的伪海军啊，那是汉奸啊。要做汉奸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奸呢？

    老黄：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

    龙头：结果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老黄：就是呀！这样就不准退役了，跟到台湾来。后来腿受了伤，总算让俺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

    龙头：先问你，你开米店，有买糙米六百公斤的成本吗？

    老黄：开玩笑！那里有那么多的钱？

    龙头：那你就是非法营业，有一部黑法律叫作粮商登记规则，明明规定要有那么多钱才准卖米。

    老黄：啊，龙头，你真是无所不知。我们登记时的资产证明都是假的，谁有真的啊？

    龙头：你说得是。但是这个政府处处设下天罗地网，要想整你，不管大的小的，人人都难逃法网，它不愁没法律整你。后来呢？

    老黄：后来我们没事时打个小牌，认识一些同乡，他们想挖点钱，我不肯破财消灾，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三十四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了。龙头啊！快救命啊（大哭，又磕起头来）！

    龙头：好了，起来（扶他），不许哭、不准哭！

    余三共：龙头是这里老大，他是狠角色，他不喜欢别人哭。哭是窝囊废，并且哭会传染给别人，老大规定不许哭、不准哭，每个人都要笑。

    老黄：好，我笑，我笑，只要龙头救命，我笑就是了，我笑就是了（装笑不成，掩面大哭）。

    余三共：（指着老黄）你被判死刑，说你是共产党，看你这副模样，共产党要吐血了。你见过共产党吗？

    老黄：我们在家乡，人人都一样，谁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不敢说见过，也不敢说没见过，共产党三个字，也不会写在脸上。

    余三共：现在让你见识见识，我就是共产党。

    老黄：（惊讶）你这么年轻，就是共产党？

    余三共：（得意）就凭我年轻，才是共产党。老油条就不会做共产党了。

    老黄：你也杀人放火吗？

    余三共：有机会杀坏人也会杀，放火也一样。可惜还没有机会，就给抓进来了。奇怪，什么不好说，偏说共产党杀人放火？

    老黄：不是我说的，是政府说的。

    余三共：你还这么听政府的，他妈的政府都给你挂上脚镣了。

    老黄：唉，我们只是小百姓、老百姓，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那敢反对呀？

    余三共：那你就不要麻烦龙头帮你写上诉状，上诉就表示不服，就是反对政府。

    老黄：天哪！不反对就送掉老命了。

    余三共：所以呀，要保命就得反对政府，因为政府要你的命。所以，为了保命就要做共产党。

    老黄：你这位小哥，你把俺弄糊涂了。俺正好相反，因为被当成共产党才眼看要送命啊！

    余三共：这就是这政府可恶之处，你不是共产党，它硬说你是，要你的命，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做共产党吧！

    老黄：我已经做了，在调查局，我被打三天三夜，叫我承认我是共产党，我受不了，只好招了，承认我是共产党。

    余三共：所以，你的入党仪式是在国民党的调查局做的。

    老黄：谁说不是啊？我是被当成共产党给抓进来以后才变成共产党的。

    龙头：其实你老黄别懊恼吧，有人是调查局的，也在调查局变成共产党呢。

    老黄：谁啊？

    龙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位调查局的，就住过这第十一房，就是你的前任共产党，他是调查局的处长呢，专门抓共产党的。最后自己也被当成共产党，给枪毙了。

    老黄：他是真的共产党吗？

    龙头：假的。但口供上自己招了。

    老黄：既然是假的，那他为什么招了？

    龙头：他能不招吗？正因为是行家，所以他会先招了，招了再说。为什么？告诉你为什么。这十一号囚房，我住了五年了，前后有不少过客，有一天来了卡车司机老吕，他被当成抢犯，抓到调查局，办案人员办案，刑求他，不但要他承认这次抢案是他干的，还要他承认其他许多破不了的悬案，也是他干的。老吕说：“我承认这么多，岂不要被判死刑？”办案人员说：“你签字承认了，也许死，也许不死，但那是以后的事，你还有机会去打官司，救回一命；你若不签字承认，今天就要你死！”老吕只好一一承认。后来老吕被判死刑，求我帮他喊冤，我帮他一阵，总算以无期徒刑定谳，暂保了一条老命。老吕说：“那些狗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真能把你当场打死，然后谎报你畏罪自杀。”看到了那么多不明不白死在调查局的例子，我相信老吕的话，我相信真可以把老吕当场打死。老吕一一自诬是对的，招了再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或死，总胜于先被打死啊！老吕跟我说他的故事，愈说愈气，馀怒未消，把棉被卷成一团，坐在地上，一边搥棉被，一边大喊：“调查局，利嘎西郎（你家死人）！调查局，利嘎西郎！”旧派心理学家喜欢谈“本能”问题，凡遇到无法解决的主题，都列为“本能”问题含糊带过，有人以“毯子学说”blankettheory讥笑他们，因只能遮盖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看到这土头土脑的台湾人老吕，竟能如此用棉被解决问题，真可成立“棉被学说”了。所以我说，这处长招了再说，是行家手法，不招就先死在调查局了。

    老黄：奇怪，奇怪。我在调查局被刑求要我招认是共产党时，有一次，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进来巡视，我的冤狱就是他主持的，但后来听说他本人才是共产党，也给抓起来了。

    龙头：你说这人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是不是戴很厚的黑边眼镜？

    老黄：是啊！好厚好厚的黑边眼镜。

    龙头：听说他姓什么吗？

    老黄：好像姓史不是什么的。

    龙头：对了，就是他！他的案子速辦速决，立刻送军法，前后几个月，就给枪毙了。

    老黄：枪毙了？

    龙头：枪毙了。不知为什么，他的案子速度特别快，我猜是他知道得太多，怕夜长梦多，先给打掉了。

    老黄：他就是你说的住过这十一房的同一个调查局处长吗？

    龙头：就是这么巧！就是这么冤冤相报！就是他！整人者人亦整之，有老共，一起假，他反倒后来居上，先给枪毙了。

    老黄：（突然大哭）哎呀！那俺可怎么办？俺也要被枪毙吗？他说人共产党的，都躲不掉，要被当成共产党，俺这种被人说的，还躲得掉吗？啊！龙头救命啊！

    余三共：其实，老黄同志啊，何必要龙头救你呢？想想看，弄假成真，真的做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也不错啊！

    老黄：别！别！别！小哥啊！别！共产党是你们做的，不是俺们做的，圣人才能做共产党，俺们只是凡人。

    龙头：三共啊，老黄这话可说得满有学问呢，他说得对，圣人才能做共产党，凡人做起来就有点问题。想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当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吧，他是五四时代的代表人物，不过，你别忽略了，他们其实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可得多下工夫。共产主义祖师爷马克思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一八九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思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

    老黄：刚才小哥说他是共产党，那龙头也是共产党？

    龙头：我不是，我是自由主义者。

    老黄：什么是自由主义者？

    龙头：（笑）自由主义就是自自在在由我自己决定少吃酱油的主义。自由主义者在精神上信共产党，在肉体上信资本家。并且相信从资本主义的手段，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

    老黄：龙头说得太深了，俺是粗人，听不懂。只是俺奇怪，小哥和我都因为说是共产党坐牢，龙头你为什么坐牢？

    龙头：原因很简单，我写文章写出祸来，可是政府不愿背迫害言论自由的罪名，因此让我背个搞“台湾独立”的罪名。我这根本反台独的人，居然戴着台独的帽子入狱，真荒谬绝伦，我宁愿做匪谍呢！结果，在这台独案中，我被派定为五委员之一，也就是五巨头之一。最后，案子移送到军法处前，办案人员才发现，我这台独大员，根本不会说台湾话，甚至“听莫”、听不懂台湾话，如今成了“台独先烈”未免滑稽。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没关系、没关系，英国国王乔治第一根本不会说英文呢，他是从欧洲大陆过去的，不会英文都能做英国皇帝，我不会说台湾话却做上台独大员，又算什么啊？”

    余三共：你还有心情跟他们开玩笑？

    龙头：为什么没有呢？在重要关头、在紧要关口，一个人能保持开玩笑的幽默气度，是一种轻松、一种纾解，也是一种反抗。我举个例，我被刑求的项目中，有一项拶指。他们把三支原子笔夹在我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用我的右手紧握四根手指。（做手势）并对我说：“看哪！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怪我们。”我笑笑，说：“我不怪你们，也不怪我的右手。”他们急着问：“你怪什么？”我说：“我怪原子笔。”你想想看，当时我这种开玩笑的幽默气度，不是一种轻松、一种纾解、一种反抗吗？

    余三共：你很会苦中作乐。

    龙头：不苦中作乐，难道还苦中加苦吗？当三支原子笔夹在你手上，全世界都背叛了你、连你自己的肉体都背叛了你的时候，你只有靠精神、靠精神力量支撑你，抗衡回去，使敌人知道，也使自己知道，你没有完全被打败，你一息尚存，还是有抗衡的余地来苦中作乐，来拨云雾以见青天。暴君有办法把你关在牢里，但暴君没办法使你不笑、不偷笑。关的权威在他，但笑的本领在我。

    老黄：那，暴君不能禁止龙头不笑，龙头却能禁止俺去哭，这是怎么回事？

    余三共：因为你哭会影响别人。这是龙头订的牢里规矩，大家都要欢笑，要笑口常开，把笑脸互相传染。

    老黄：可是，俺都是苦，快乐不起来。

    余三共：苦也不妨，要苦中作乐。

    老黄：好嘛！俺就尽量配合，苦中作乐（满眶眼泪，怅望窗外）。

    余三共：看到老黄这种假共产党，我们真的自豪，至少我们“成大共产党”是真的，真的想要推翻他们，抢他们的政权。

    老黄：怎么？小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怎么出来个什么“成大共产党”？

    余三共：我们是以台南成功大学学生发起的共产党，也有其他大学的学生，一共十九个人，所以叫“成大共产党”加上成大两个字，表示跟别的杂牌有点区别的意思，比如说，你们“米商共产党”

    老黄：小哥呀，千万别这么说。共产党你们包办就是了，俺可不要做，也不敢做。俺宁愿做杀人犯，也不敢做共产党。

    龙头：老黄这话倒有学问，他跟“武汉大旅社”命案中那个台大教授陈华洲同一口气呢！在这岛上，除了余三共他们敢做共产党并以做共产党为荣外，大概没有几个敢干能干这一行了。

    老黄：小哥，你说“我们共产党”那你是共匪了？

    余三共：我是共产党，什么匪不匪的，我是有尊严的共产党。

    老黄：我以为共产党都给抓光了、杀光了，怎么还有共产党？

    余三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共产党是多个没完的，怎么抓得光、杀得光？

    龙头：纵使没有，也会被国民党不断制造出来，像你老黄就是呀，好端端的在家里卖米，一夜之间，就由资本家变成共产党了，不是吗？

    老黄：天呀，这么容易就变成共产党啦！

    龙头：从共产党那边入共产党，要经过严密审查，是很难的；不过从国民党这边入共产党，就很容易了。调查局这些特务衙门不是整天制造共产党吗？

    老黄：所以愈抓愈多。

    龙头：愈抓愈多。不过为了给美国爸爸看，表示在人权上有一点进步，这几年抓得比较少了，但每年还是有配额，要抓一个百分比，今天你老黄倒楣，被列入配额之内了。

    老黄：这些抓人的牛头马面真伤天害理呀！

    龙头：伤天害理的不止牛头马面呢，还有的人模人样，长得不牛不马的，也是帮凶呢。

    老黄：谁啊？

    龙头：军法官啊，司法官啊。一般说来，军法官长得比特务们像点样子，司法官又比军法官长得像点样子。

    老黄：龙头相信面相吗？

    龙头：不从迷信角度看，有些面相有一点道理，我总觉得法官们是人面兽心，特务们是兽面兽心。中国古话说“诚于中，形于外”美国林肯总统说一个人四十岁后长得什么模样要自己负责。这些人正如你说的，伤天害理。伤天害理的事做多了，面相就变坏了。

    老黄：龙头讲法官，还有一种大法官，也是法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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