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跟来瑞啰唆,叫他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的,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发现房子和家具丑陋得无以复加,但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在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有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佣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痩,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躬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竖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我问他难道不累吗?他说习惯了就不累了。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梁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听见他的扫帚刷地皮的声音,就赶紧出门去。我把他叫到门岗看不见的地方,怕警卫知道他干私活,对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的起千倾橡胶园,我也会发财。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
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子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当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说好他的工钱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没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来之后,就全归我自己经营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分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像孩子玩过家家了。但来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问这是什么菜,怎么这样鲜嫩。我说就是后院的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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