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当年我们看得起谁

态度啊。孩子嘛，这火气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优越的，青春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过去，当时我们又看得起过谁？

    新周刊：出国之前对写作没有抱太大期望？

    严歌苓：当然抱期望了。但我当时觉得：在中国写作，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都是靠人工在操纵，不公平，不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一点让我非常厌恶。比如一些文学类的评奖，大家都要去活动的，这样才能获奖。那时候经常有人跟我说“你公公是评委，能不能帮我说句话？”

    我本来以为美国文坛还是比较公平的。但去了美国之后才发现，也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公平。我的作品都是在台湾得的奖，台湾是闭卷的评奖，谁也不知道结果是谁。后来我也当过终审，最后一圈入围的作品由我和另外两三个人评审。这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就只看作品。我当时的稿子也是这样得奖的，还是比较服气。大陆也应该这样来试试。

    新周刊：出国和对当时文坛的失望有关系吗？

    严歌苓：也没有太大关系。我当时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和北师大一块办的，我们班的人后来都挺有名，像莫言和余华。我当时觉得文学上的竞争不公平，我希望到一个硬碰硬看本事的地方。我就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硕士生，拿到了奖学金，和美国同学比赛写小说。到现在也是硬碰硬的，我的英文作品今年要出版了。在美国我能看到硬碰硬出来的成就，相对比较公平，公平就机会多些。包括台湾，只要写中文。在大陆我已经听到了三次的评奖，都说我是外国人，不算是中国作家，不给我奖。我拿了台湾的百万文学奖后，上海文学奖评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提出：她不是中国人，没有参加资格。后来有专家写信说：如果她没有资格参加，当初你们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来读。你让我们读完了，我们已经有自己意见了，你又来告诉我她没有资格拿奖，这不是很荒唐吗？后来他们折衷一下给了个第二名。这种事我觉得特别讲不清楚。

    新周刊：老作家李准一家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李准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他说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我说是，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的过程中，他突然说了一句河南话，我很吃惊，就笑。他又说“河南话咋着？”那一瞬间，我忽然间就爱上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河南话的男人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见过他爸爸李准。他爸爸是色彩很浓烈的一个人，儿子比较内敛。

    李准是个特别幽默，说话特别生动的人，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一些话，觉得很有意思。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话充满了形象和细节，也是说河南方言，我在他们家里呆了七八年。当时我们家里有4个儿媳妇，他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到我也是半个河南人。所以我写第九个寡妇，用河南方言一点困难也没有。我觉得四川话和河南话都特别幽默，当然北京话也是，但北京话太贫了，没有河南话那么简洁，那么有力，我对河南人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