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带一顶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住着红梅的小臂。“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案。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揍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强暴。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父亲在给女儿留的遗书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离去的,他们父女是一场迫害的牺牲品。女孩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父亲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医师的诱导,而被诱供的证词又经过断章取义的连缀,经过想当然的诠释,得出了一个丑恶的结论。成年后的女孩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忘却一段巨大创伤(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假设人类记忆的抹杀力),假如这样的创伤能被忘却,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没发生过。乔红梅读完妮妮打印出来的电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后的段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为你的原意并不是要找一位我这样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错的。少一个字母。她问妮妮,相不相信密语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石妮妮说她早乱了,不知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她们此刻在操场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看一群激进学生烧国旗。离这儿两小时车程的旧金山反战已反了两个月,小城刚刚有这么一个大动作。一个学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其他学生已把国旗降下来。这座大学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们此刻一声欢呼,警车到了。火同时着起来。
警车包围了人群。一个超重警官和人群中的熟面孔打招呼。学生们领头唱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乔红梅心想,密语者此刻在哪里?她回到公寓楼前,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人们都瞧热闹去了。恰是正午,她听得见自己裙摆在腿上磨擦的声音。她看一眼表,发现一部电梯停在十六层停了已有五分钟,并锁定在那里。另一部挂了检修牌子。楼里所有人都到楼顶去看烧国旗仪式去了。这座安份的小城有看头的热闹不多。她决定爬楼梯。上到七层,她感觉到除了她自己,还有另一只脚,也在登楼。她有意加重步子,又上几格台阶,另一双脚作答似的也上了几格台阶,回音久久不消散。乔红梅感到背上一片刺痒,汗珠如同无数破卵而出的幼虫,一点点拱出头,刹那间已爬满了她全身。她定了定神,大白天她怕什么?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空旷荒凉的白天。她悄悄往下走,另外那双脚退得更快。她想,怎么成了我追他逃了?她试着悬起两脚,用胳膊撑住扶手往下滑。于是她的速度快了三倍。也许四倍。很快,她和那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她不顾一切地追下去。那双脚倒也机敏,楼梯上留下一串舞蹈碎步。追到一楼,这人就没地方逃了。一楼是一百多米的大堂,搁放着临时接待来访人的三张沙发。乔红梅没想到他(她)会钻进地下车库。她绝不追到车库去,那不是中了计了?车库在多少凶杀电影里做过理想的案发地点?
她走回去,腿软得厉害。走到四楼时,她听见地下车库的铁门响了一声,他(她)又出来了。也是一双疲软的腿,把他(她)拖上台阶。她一点点往上走,他(她)又慢慢地跟上来。
乔红梅在九楼的梯阶上坐下来。再豪华的大厦都有这样阴森的楼梯,一律的无窗,一律的节能灯。灰溜溜的灯终日亮着,照在光秃的水泥台阶上。她坐了一分钟,正要起身,闻到一股大麻的香气。楼里的正人君子被逼迫到这么个没趣的地方来过瘾。刚才的脚步不是冲她来的,不过是个犯瘾的可怜虫。
格兰没回来,留了张字条给她,说他去看学生烧国旗。他的字体飞舞起来,总算出了件让他也乱一乱的乱子了。格兰和她这几年用字条来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很省事,争吵也不发生。
她打开电脑,手里端一杯酒,想好好和密语者谈谈。
她把那个女孩怎样加害她父亲的故事告诉了她。她写到故事结尾居然泪汪汪的。父亲留下遗书后,开车去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在那里服了毒。他不愿女儿看到死后的他。等到第二天,密语者都没信来。格兰忙出忙进,为他系里的几个被捕学生张罗保释。另外几个学生要参军,他要代他们向系里请愿,保存他们的课时。乔红梅发现三天不刮胡子的格兰生动了许多,简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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