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一九四年的六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半个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脑子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