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

诚，但就是批不到要害上，有时还反而起到一种“搅混水”的保护作用。老舍其实一辈子都在“五四”之外，他不关心“五四”的那些核心话题，他虽然讲授过文学概论，但自己对理论是不大感兴趣的。他说：“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未成熟的谷粒一）他看重的是实际的写作能力。他一生都在关心自己的写作数量和种类，经常算创作账，包括稿费。50年代他特别高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养家糊口的问题而纵情高产了。他不但自己成为高产的“作家劳模”而且衡量别人时也以此作为一个标准。他在1955年的反对文人无行这篇文章里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是反对作家怠工，第二是说作家经常创作等于工人农民经常劳动，第三才是笼统地反对道德堕落。老舍这样的“作家观”与鸳鸯蝴蝶派非常接近。鸳蝴派的创作观就是“劳动观”但是鸳蝴派的劳动观里海派的商业气息很浓，有时含有出小力赚大钱的思想。而老舍的劳动观更接近普通大众，即凭本事赚钱“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老舍可以说是一个作家里的“骆驼祥子”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老舍虽然早早被当作新文学小说家，但他对什么新旧文学的宗旨、区别却一直摸不着门径。也正因此，他无所依傍，自成一家。他会写骆驼祥子却不会写“无产阶级文学”会写月牙儿却不会写“时代女性”会写断魂枪却不会写“现代武侠”他还糊里糊涂写过猫城记这样的“反革命”小说。从立场和趣味上判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代表大众思想和大众情感的大众作家。现在我们可以明白，现代文学“六巨头”里假如没有老舍的话，那就意味着新文学缺少了一块致命的东西——大众。所以郭沫若、巴金、茅盾都可以遭受质疑，因为他们是革命作家，把他们换成不革命或反革命作家就可以了。只有老舍因为不能替换而安然无恙。一部著名的现代文学史里说，老舍为新文学赢得了大量的市民读者。其实应该这么说：新文学把老舍拉过来，同时带来了老舍的大量客户，老舍的一切成就也便算在了新文学的功劳簿上。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大多数重量级的学者其实是对老舍不感兴趣或假装不感兴趣的，他们害怕别人说自己“俗”以现代文学研究实力最强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他们开设过鲁迅研究课、茅盾研究课、曹禺研究课、周作人研究课、金庸研究课，但没有开设过老舍研究课，而且十几位现代文学学者中没有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当然这些学者对老舍都是十分敬重的，也写过一些有分量的老舍研究论文，可这仍然说明了老舍在现代文学中佼佼不群的处境。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学者都打着人民的旗号，但人民的苦乐悲欢他们何尝得知又何尝愿意得知。不过人民也不稀罕他们得知，人民有老舍就够了。

    这样强调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并非认为老舍就完全是与新文学同床异梦。在新旧文学之间，老舍当然属于新文学。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老舍，使我们扩大了理解新文学的空间。新文学的伟大，在于它是不断扩展的，是不断自我批判的。新文学的自我更新，包括容纳了老舍这样的作家，促使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也要不断更新。这样，整个现代文学就进入了活跃繁荣的状态。没有大众化追求，就没有现代文学的繁荣，就没有现代文学的大多数经典之作。被公认为代表大众趣味的张爱玲提到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作品时，是把老舍的二马与鸳鸯蝴蝶派的海上花列传并举的，她这样来看现代文学是很有意思的。即在某些情况下，不考虑阶级、流派，而只考虑大众的“艺术评分”其实“六巨头”也正是大众艺术评分的结果，一切“经典”都不是“专家”所能够钦定的，经典最后是由大众决定的，这也就是作品要“活在人民心中”的道理。老舍是活在了人民心中，包括代表人民利益的学者心中，所以他相信自己作品的价值，所以他在受辱后能够勇敢地自杀，他用不着依靠苟活长寿来影响乃至窜改对自己的历史评价。

    理清了上述思路，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就豁然开朗了。

    老舍是来自大众的作家，要从大众生活的角度来认识他。当然，谁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大众，如同赵树理、张爱玲一样，老舍代表自己那个地域和阶层的大众，即中国北方方言区的普通市民。不理解这些市民的生活，隔膜、鄙夷、恐惧或是敷衍，那就不能理解老舍。

    老舍忠实于自己的大众立场和趣味，没有因为教育的影响和地位的改变而背叛。很多下层出身者上了大学就一心要钻入“上流社会”以过去的背景和趣味为耻，不明白忠实于原来的立场可能才是真正的“上流”我们应该研究为什么老舍身处主义和思想的丛林却能够“独立不移”来自大众的精神价值如此强有力吗？

    老舍在内无个人策划、外无集团援助的情况下，以大众性获得了成功，这充分说明大众文化的伟力，代表大众心声的东西是迟早要大受欢迎，谁也压制、防范不住的。专门靠阴谋策划、广告包装、卖弄术语或辱骂名人而“出道”者，终无可观。

    新文学迅速把老舍引为同道，是新文学和老舍的“双赢”设想假如在老舍回国之前新文学的某位批评家一激动，将老舍痛骂一顿，那是何等的损失。老舍主动向小说月报投稿，这已表明了他的投奔之心，小说月报惟才是举，这表明了新文学的海量。当今的文学刊物大多只用约稿，对自由投稿百不用一，不但造成埋没扼杀人才，而且这些人才在其他领域成功后，往往会对文坛实行盲目的报复。

    老舍把自己的大众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拼接，既为新文学小说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老舍的成功，是20世纪中国文学“雅俗互动”的一个绝好例证。老舍实际上自觉和提前做到了毛泽东所讲的“普及与提高的结合”他在50年代成为解放区作家之外惟一游刃有余的高产作家，绝非偶然，也不是简单的热爱新社会就能够做到的。他在艺术上早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历经“改朝换代”而长期不可动摇，这又一次充分证明大众性的文学是可以成为经典的。老舍自己说：“写通俗的文艺，俗难，俗而有力更难。能作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伟大的作品吧？”（未成熟的谷粒八）老舍自己就是作到了“俗而有力”的。不但文学作品是这样，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是这样。第一流的东西总是“俗而有力”的，如荷马之吟、但丁之曲、屈平之赋、李白之诗。“雅而有力”者也很好，但求雅则需含矫饰，其力必弱，故总是第二流的。至于无力者，无论雅俗都是三流的，只是俗而无力一望便知，雅而无力能够蒙人罢了。

    当今中国文坛的衰微，重要的不是缺乏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还足够我们使用“五十年不动摇”的——重要的是缺乏老舍这样的“大众良心”我们现在有不屑于给中国人看、专门准备到外国获奖的先锋文学，有编造陈年掌故、表示自己有高深传统文化修养的遗老文学，有大款文学，有荡妇文学，有流氓文学，有帮闲文学，有黑幕文学，有鸳蝴文学，有咬牙切齿的反革命文学，当然也有怒火满腔的反腐败文学，但是我们很少有关心“骆驼祥子”和“月牙儿”的文学。当成千上万的外国人看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泪流满面时，我们不少中国的批评家却指责张艺谋“又在暴露阴暗面，丢咱中国人的脸”可惜张艺谋只能代表电影界的“大众良心”小说失去大众已经很久了，诗歌更不用提。既没有鲁迅和金庸，也没有老舍和艾青，中国当今的文坛真该像电影黄土地中那样发出求雨的呼喊了：

    “海龙王，下甘雨，清风细雨救良民——”

    （本文系老舍国际研讨会论文，发表于南方文坛，并收入京华出版社走近老舍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