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平数字茬子让富镇变“贫”

    救古老行业使破厂更新

    全县各个乡镇有一种普遍的认识，都说灌河富。这种认识，其实也不奇怪。到灌河街走上一走，就会产生这种感觉。

    记得还是在县委当“后进村整顿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一次去红庙乡检查工作，在乡政府吃喝以后，出了大门，就又去赶另一场酒席。因为带去的一个同志是从民政局抽到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同志在乡镇民政所很有市场。也不知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喝好，或者为了显示能耐，他专门吩咐乡民政所另备一桌，重新招待一遍。

    我们几个到了一个苍蝇嗡嗡叫的小饭铺里，这个老弟交代：“贺主任爱喝高度酒。”害得乡民政所长跑遍了红庙街，只找来几瓶当时流行的一种为了防伪、拧烂瓶盖的“庆丰酒”老弟责怪人家不会办事，连瓶好酒都舍不得拿。所长非常抱歉地说：“领导和弟兄们难得一来，就是茅台、五粮液也舍得。可这一道街，最高档次的也就是这种酒。”

    “我给你交代的剑南春也没有？”

    所长说：“我都问了，卖酒的说这酒名太冷僻，听都没有听说过。”

    这种情况，到灌河就肯定成为奇闻。卖在灌河，走进灌河街，店铺林立，一街两行，高中低档次的商品都应有尽有；行在灌河，当其他乡镇群众仍然骑自行车时，灌河镇就有许多年轻人屁股后边冒烟了；食在灌河，灌河的招待所是全县一流的，县城流传一句顺口溜：“出城向南转一转，红庙、孟坪、瓦房店（三个顺路的乡镇），再拐灌河吃顿饭，不到县城就兑现”；穿在灌河，灌河的百姓穿衣是新潮的，各种新款式从发现到穿身上，几乎与县城以上城市同步。

    说灌河人穷，谁也不会相信，但这又是事实。金钱如同真理在某些时候一样，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全镇六万多口人，真正富有的人并不多。灌河百万以上的富翁，大多是因为开矿、倒矿而发财的。

    职业高中有一个姓魏的教师，可能是嫌铁饭碗里的饭太稀，就向学校领导申请停职留薪开矿。这个人上辈子肯定行善积德，这辈子才修得一夜暴富的福气，凑了万把元，从一个矿主手里买了一眼打得已经破产也没有见到矿石的萤石矿井，带着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继续前任未竟的事业。谁知，运气来了，再厚的门板都没法挡着，只一炮就崩出了蓝莹莹的优质矿石，不到半年富甲一方，不仅盖楼，还把儿子送到新西兰留学，引得学校教师们一度思想动荡。

    石楼村有一个姓米的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在大家都没有想到开采金矿的时候，率先起步，搞了七八十万块钱，见好即收。武侠小说中不闯荡江湖了，叫金盆洗手，他却在废金坑里洗手，不再开矿，干部也不当了。而且跑到卧牛坡水库，几百块钱买了一块山场地皮，盖了一套十几间的宅院，牧羊养鱼，安居乐业。

    此外，还有米庆福、甄诚友等几个人，则是靠倒卖矿石起家的，手里都握有百把几十万的，早早地就有了小卧车。像这样的富人，在灌河确实有几十个。

    可是，一旦出了灌河街，到各村里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温饱都已经解决，但经济条件不宽余的大有人在。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长年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多数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有一些没有被子盖的、穿裤子露蛋的、供养不起学生上学的、房子破烂不堪的、春节吃不起肉买不起春联的，每个行政村都能找来十户八户。当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后，下去走走看看，发现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农户比比皆是，令人十分寒心。

    看一看这些情况，听一听富的传闻，我感到简直是一种耻辱。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但一个小小地方的党代表，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才是自己的工作对象。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挂在心上，算是白披了一张党员的皮子，辱没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帽子。

    可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官民之间，也就是干群之间的距离不断地拉大，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们习惯按照官场中的潜规则办事，不当官则已，一旦当上了，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上爬，生命有涯，欲望却无止境。党的干部路线是“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这个导向，所向披靡。党性是要靠政绩来体现的，谁在位置上，都会想方设法搞政绩。

    突出政绩的有效途径是，出成果、出材料、出数字。各种数字年年猛增，老百姓的穷苦就像即将晒干的衣服，不多的水分很快被蒸发掉了。在“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政治氛围中，仅灌河的乡镇企业产值就报上六亿多元，全镇人均一万多元！这不能全怪我的前任做得过分，他即使不愿意这样做，也有上边的职能部门秉承领导旨意，压着他不得不报。

    我心里一直想，肿了的脸充胖子不会太久，一定得把这个数字茬子平下去。于是，就从各方面做这个平茬子的工作，终于见到了明显的成效。一天，县里通知我去昌河市参加一个贫困乡镇的党委书记会议，我们终于从富镇变成了贫困乡镇，心里由衷地感谢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啊！

    会议中间，下起了1996年的第一场小雪。我想起柏油路面还没有完成，心急如焚，不停地向镇长要情况，督促他们尽快地完成修路任务。家里的老婆孩子，也都随着我的情绪变化不停地看天气预报，电话中陪着我同喜同忧。终于，副镇长郑东方打电话传来好消息，说柏油路面已经开始铺设，不日可以完成，我一高兴就请几个同去开会的其他乡镇的弟兄出去撮了一顿，出手非常大方，心知这完全是为了庆贺的缘故。

    当然，有一些事情，并非完全都是在擦前任的屁股。有一天，一个黑小伙，跑到我屋里反映他们西关村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说：“我爹原来是西关村缫丝厂的厂长。前任支部书记在时，有人给顶掉了。当时的理由是说我爹有贪污嫌疑，可是算账以后，厂里还欠我爹四千多块钱。支书就是赖着不给。我爹这个人太老实，好欺负，自己不说，也不叫我反映。我不是稀罕这几个钱，主要是争这个理儿。想当初，我爹在时，厂里很兴旺，这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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