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我们之间不仅不说一句话,就连相互看一眼也没有。即使迎面碰上,彼此也视而不见。谁要是瞟谁一眼,那就意味着会有好奇之心而有失身份。因此,相互不屑一顾。交谈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想在这里最恰当的词莫过于“厚颜无耻”和“狂妄自大”整个集体,无论算不算家庭,对我们来说都是可憎、可耻的。我们全都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们兄妹叁个共同历史中最根本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这位善良的、被社会所杀害的母亲的孩子。我们站在这个曾经迫使妈妈沦入绝境地的社会的一边。由于人们对我们这位如此和蔼、自信的妈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妈妈并没有预料到她的失望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说的主要是指那些男孩子,那些儿子们。不过,纵然她已经预见到了,那她能够对她自己的身世保持缄默吗?能佯装她的音容,她的目光和她的母爱吗?不会的,对她来说,她早该自杀,早该解散这个难以相处的家庭。早该让老大和那两个兄妹彻底分开。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如此粗心,她是如此轻率,她是如此不负责任。她向来就是如此。她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叁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情。就凭这一点,她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守口如瓶,隐瞒、撒谎。尽管我们兄妹叁个性格特点,可我们对她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儿女之心。
这段历史是漫长的,它整整持续了七年。开始时我十岁,然后我十二岁。然后我十叁岁。然后十四岁、十五岁。然后十六岁、十七岁。
母亲经历了这些年代,整整七年。而最后她的希望终于破灭了,理想终于被抛弃了,就连阻挡海水的雄心壮志也被抛弃了。我们在阳台间的阴凉处望着对面的暹罗山,尽管烈日当空,阳台间里则常暗淡,几乎一片漆黑。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1931年,在我通过第二次中学会考之后我就离开了西贡。在这十年当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到底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那封信写得很得体,信是重新誊写的,没有错误,书法也很讲究。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很好,妈妈的学校也搞得很顺利。这是一封写满两页纸的长信。我还能认出他小时候的笔迹。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套房子,一辆汽车,还告诉我汽车的牌名。他说他又重新打起台球,说他很好,一切都顺利,还说他如何地喜欢我,紧紧地拥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大哥。
每当我提起我那两个哥哥的时候,我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就象妈妈那样,她也总是这么做的。我说:我那些哥哥,她在外边也这么说:我那些儿子。她总是爱用一些难听的话来形容她那两个儿子的力气如何之大。至于他们的外表长相,她却从不细谈,她不说老大要比老二强壮得多,她只是说老大和她那些北方农民兄弟一样强壮。她为她的儿子气壮如牛感到骄傲,就象她往日为她那膀壮腰圆的兄弟感到骄傲一样。和大儿子一样,她也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对于我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着一个调子。我不想把他们那些言语写出来,因为那些挖苦的话犹如沙漠里腐烂的尸体一样叫人恶心。我说:我那些哥,那是因为从前我就是那么说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改了口,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哥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也成了一个受虐待的人。
在我们这个家里,不仅从来不过任何节日,从来没有见过一棵圣诞树,没有一条绣花的手绢,也没有摆过一束花;甚至连一个入土的祖宗也没有,既没有一座坟墓,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唯独只有她自己。大哥后来成为杀人犯。小哥哥则就死在空虚大哥的手里。而我却远走高飞,总算逃脱出来。直到她死的时候,只有大哥跟着她。在那个时候,妈妈因为我那个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跳如雷。她对在堤岸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是,我看出她在窥探我,我知道她早已有所怀疑。她了解她的女儿,她发现不久以来这个孩子神态失常,看来似乎变得有点持重,引入注目,说起话来也比往常更加慢条斯理,过去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而如今却变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连眼神也都变了。她已经成了她母亲不幸的旁观者,仿佛她正在步母亲的的后尘。这一切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突然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正冒着最大的危险,她将永远嫁不出去,永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面对着这个社会,她将一无所有,毫无希望,孤单寂寞。妈妈大喊大叫地向我扑过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用拳头捶我,打我耳光,剥光我的衣服,凑近来闻我的身子,闻我的内衣,她说她发现我身上有那个中国人的香水味,她还迫近我,看我的内衣裤上是否有可疑的污迹。然后她便大声嚎叫,好叫全城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什么她的女儿是个婊子,她将把她赶出家门,说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还说再也没有谁会要我,说我臭不要脸,连狗也不如。她一边哭,一边说养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把她赶出家门,名得弄脏这块地方。
我大哥正呆在关着我的这间屋子的墙后。
大哥在那里替妈妈帮腔,他对她说这个孩子该打。他的声音低沉、亲切、温柔,他对她说无论如何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让这个丫头误入歧途,不能让妈妈灰心失望。妈妈使尽全身力气抽打着我。二哥嚷着叫妈妈别管我。二哥跑到花园里去,他躲起来,他害怕我会被打死,他害怕,他总是害怕这个陌生人——我们的大哥。小哥的害怕使妈妈平息了怒气。她为她生活中的灾祸和她那有失体面的女儿面哭泣。我也和她一道哭起来。我发誓在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就连一个亲吻也没有过。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和一个长得又丑、又娇弱的中国人干出这种事?我知道大哥正靠在门外,他在那里听着,她知道妈妈在干什么,他知道妹妹正光着身子挨打,他希望妈妈能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毛病。妈妈并不知道大哥这一阴险、毒辣的用心。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大哥和小哥哥往往无缘无故地打起来,经常是哥哥对弟弟说了一句:滚开,别在这里碍事!说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只顾互相打,谁也不吭一声,只听见他们喘气、喊疼、还有那拳头的闷响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妈妈总是用一种大喊大叫的歌剧般的嗓门来给这战斗的场面伴奏。
他们都一样善动肝火,而这种肝火也只有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父母之间才能看到。大哥不在家里家外随心所欲、作恶欺人就感到难受。而小哥哥则因为目睹大哥这惊恐怖行径无能为力而苦恼。
当他们互相的时候,我们既担心小哥会被打死,同样也担心大哥会被杀掉。妈妈常说,他们在一起总是打架,从来也没有一起玩过,从来也不在一起聊聊天。他们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有同一个妈妈,尤其是有同一个妹妹,不过那也只是血统相同而已。
我想妈妈也只有在提起大哥时才说:我的孩子。有时候她也这样叫他。而对其他两个孩子,她总说:那两个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