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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尖却总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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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在谈到李鸿章的历史地位时,袁伟时先生援引了谭嗣同记述的张之洞之语:“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袁)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香帅自是张之洞,而合肥则是李鸿章了。但是我们亦可以看出,张对于李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当时清廷朝野正值清浊两流之争,李是浊流之擎旗,张为清流之健将,两者同办洋务又时为政敌,能够得到对手如此高的评价,不能不说李鸿章有其突出之处。

    在一个屋漏偏遭连夜雨的时代,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支撑巨擘,我们或许很难理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但其难辛困顿,苦心孤诣处却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李鸿章作为一个有实见和有实力的政治家,一个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军事统帅,他的着眼点往往是从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说将张之洞和李鸿章的决策用打仗来描述的话,很显然的是,张之洞在打一场战斗,或者更大一点儿,在打一场战役,而李鸿章却是在打一场战争。战争是以最终的政治利益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妥协退让,裂土求和,示敌以弱,甚至一时的投降敌人,以待时机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们所要的只是最终的胜利结果与利益。丧权辱国自然不是好事,但在一个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甚至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形下,以自己弱小的国力进行抗争有意义么?我们当然需要抗争,但我们所要做的绝不是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你自己刀山火海枪林弹雨的或许真的痛快了,即便牺牲也是大义凛然,但有否想过,你死后留给国人的是什么,是解脱出苦难的深渊么,还是越陷越深。政治和战争都要有实力作后顿的,盲目的在实力悬殊时作无谓之牺牲,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而李鸿章或许正是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来争取时间,自强图夺,等待时机,再扬国威的。如果韩信不忍胯下之辱或许便没了不凡的功业;如果刘邦不顾“流放”汉中之耻或许就难有汉朝盛世,如果李秀成不“留有用身以待将来”又何来他日整军再起的希望?如果李鸿章置千千万国人的身家性命于不顾,置亡国灭种之危机于不顾“奋勇当先”地进行抵抗,那又何来积蓄力量的可能?(是的,我一直认同鲁迅先生的说话,这种无意义的流血牺牲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不同的只是,前面两个都成功了,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崇拜之对象;而后两者都失败了,于是就有了“忠王不忠”的说法,和李鸿章的天下第一卖国贼。这是历史的悲哀么?

    政治并不是一种感情的游戏。僧格林沁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乘英法登陆换约之机,在大沽对其进行诱袭伏击,却引来了更大的侵略,火烧圆明园,鉴订北京条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勇赴国难”、“果敢绝决”么,这样的作法除振奋一时人心,招致深重苦难之外,还有其它更大的作用么?

    近代中国的情况并不是通过有限的几次战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可以利用策略赢得缓气之时机,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采用“主和”方针,是否不失为一种理智的做法呢?用道德的眼光来评判政治是不对的!主战、主和这词本身就有失妥当,主战并不一定代表爱国,主和也不代表什么,应该看他们政策的实际效用怎样。主和之人正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主战者或许正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之严重。“书生之误国,犹胜小人耳!”明白于此,那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或许就能更中肯与宽和些了。历史注定了终须有人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但这种惩罚却并非可以任意为之,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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