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铺里的安娜

康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她像读懂我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韩战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问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韩战，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韩战。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吃一大惊：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竟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都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纹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鹤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入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挨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溶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了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样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美元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中我心里都很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悲惨人的一生。我无法将悲惨当做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致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

    “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芝加哥使贫穷得到大大地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妆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