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
母亲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酒店的会议大厅里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我似乎急于要从令我喘不出气来的悲哀中走出来,或说,是想借集体性的祭奠来疏导自己个体性的悲哀。母亲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岁尾的那场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并不记得什么,因此我是从未听她讲到哪怕是极不可靠的一点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时,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这场浩劫吧。
我早就听说了这个大会,还听说一些日本人也会来参加。我只是把会议日期记得很牢,并不知道会址。八月十二日这天,两位南京日报的记者来为我做一个专题采访,谈的都是我近年的写作。我忽然想到,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对于记者们,一定是个顶热门的选题。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会址所在,他们相互看一眼,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会议啊。”我说;“这么大的事——尤其对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参加呢!”看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略带惭愧地解释,因为报社有各种分工,也许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工范畴。我“哦”了一声,表示认同他们解释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时消散不去。两位记者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亲眷去打听会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纪念馆在江东门,到了那里可能就找到这个国际性大会会址了。
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南京可供他们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夫子庙他们和全国的人一样,正从人人平等的贫困中起飞,正忙碌于家庭的建设,比如装潢修饰他们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至于参观一场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不具备亦不需要这番心情。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区别,也会呵护好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们有过多少太平无事的片刻容我们沉耽于小康之乐呢?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并不是任何大得不着边际的主义,而是泥土般扎实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仅这点,我们祖祖辈辈念叨至今,却少有实现的时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
我终于得到大会的会址了。我的朋友史咏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南京,在开会的当天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史咏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南京和芝加哥之间,为他出版的大型图片册南京大屠杀增补资料。当我捧起这册大书时,它的分量和质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来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也不禁会想他的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到了会场已九点多,会议已开始了。厅是很堂皇宽敞的厅,主席台上方有幅横栏写着大会的名称,左右各有两条木匾,是副对联,属于大厅原本的装饰。我听着中日双方学者的发言,不自觉地研析起这两行以篆书刻在木牌上的对联来。上联:一张琴半壶酒,下联:一尺剑万卷书。字迹是深绿,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质上,显得颇古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横披当然是各说各的。那么,这副对子要说的,或要喻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种境界,一种潇洒、简朴、不无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征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一份对于素净宁静的人生的向往。
那把剑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战的,与六十年前日本军人手里使我们同胞身首异处的那把毫无相同意义。对联的十二个字告诉人们:就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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