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让梦持续太久，依然说报恩的思想倒不如说对于进步的渴望让我迅速地并拧紧了发条的闹钟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那时，我还不懂技巧，只知拼命地干，幸而有书记无论对错地支持。支持不等于包办，也不等于放任不管，而他总会在关键的时候投我一票，至少会有一两句足以让人摆脱颓废的鼓励。

    我没有辜负书记的期望，一年后，我不仅理顺了所里的内部管理，而且在全额增加工资负担的情况下第一次实现了盈利，净利润相当于我所成立以来总收入的两倍，执法量化考核也跃居全县首位。作为奖励，书记为我们所特批了交通工具。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在乡机关内部的民主测评中，我和我们所居然都处于最末的位置。我似乎意识到了点儿什么，但隐隐约约甚不清晰，我无暇也不屑去追究，只觉能够有一片发挥作用的天地就比什么都好，仿佛连因别人戏说而偶尔地泛起的进步的渴望也淡了许多。

    想干事而且有事干的人便充实，充实便少非分之想，二者似乎存有某种因果关系。我们所要讨论的显然不是这种因果关系，单说人若充实了，即使有不如意，时间也会过得飞快。三年的时间仿佛眨眼间便过去了，在乡镇区划调整中，因产业结构类似，安宁乡与浏河镇被合并为新的浏河镇。书记因年龄原因被调入县直部门，而我则继续担任所长。我努力地实践了书记临走才留给我的“谋事固然重要，谋人更重要”，豁然开朗，由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工作异常顺起来。真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便具有这样的功能。

    五年后，都说是该我提拔的时候了，三十而立，我也这样认为。镇里的领导却突然走马灯似地频繁调整起来，那年春天，一个吉利的季节，县领导或许为了彻底解决浏河的问题，竟破例同时换了书记和镇长两个一把手。或许我真的如人们所说而非吹嘘的那样进步了不少，至少我也能象别人那样独立地感受到县委的决心，既感庆幸又隐隐觉得不妥且能够不故作高明地抢着说出口。按说不该发生问题了，偏又出现了意外，起因便在两个一把手身上：书记，清明如水，古板，性如烈火；镇长，平易近人，严谨又不失灵活。这本不是我该评论的两个人，但离了他们，咱们的故事就无法讲下去。实实在在地，矛盾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我，居然稀里糊涂地卷入了这场纷争——感情上，我倾向于镇长；而道义上，则倾向于书记。摇摆中，我认为，感情终不该取代道义。书记调走后，镇长接任书记，我被调整到已名存实亡的农技站。

    农技站编制十人，因搞实体巨额负债，大家纷纷找门路转行，只剩下了终日抱着一堆烂账的会计，与正蒸蒸日上的我们所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认为，烂单位正是出政绩的地方，或许这是领导对我的重用，领导也这样说，当然不肯去信传得几乎要让我相信了的“领导要整我”的传言，他们便讥笑我想浑水摸鱼。鱼指好处，事实上，越烂的单位漏洞越多。然而，农技站已到了漏洞多得没有漏洞的地步，这并不说明没有工作可做，我认为，至少可以通过解剖那堆烂账来找出镇站所搞实体的成败得失。这个选择，不仅别人，连我自己也觉新鲜。

    一个单位，要说敏感，当属财务，于是，有自觉与我有情的朋友便劝我，算了，还是象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守摊吧，你难道真的没有觉出你出乎他意料的决定已让他看你的眼神都变绿了？怎么会呢？我说，这可不仅是对我有利的事。

    偏这天下便没有不会的事，让你干不了，你就绝对干不了。选择还没来得及实施，新一轮改革就开始了——严重超编？大家都知道，又都说不清。怨谁呢？或许谁都不怨。就这么一个熟视无睹的事实，突然被作为改革的目标提出来，习惯成自然的力量竟会让人惊讶，漫无天际地去分析原因。再分析原因，也比不了保住自己的编制实在，据说失去编制的人将象工人一样下岗。领导不这样说，领导的话该信，但领导的话总模糊，即使不模糊，也只有傻子才会百分之百地相信，若是领导所说当真，有编也比无编好。于是，难免要有许多的猜测、慌乱和不计成本地竞争。

    作为中层干部，我极自信，不象别人那样去运作便能没有编制了吗？我问自己。书记鼓励的脸色无疑更坚定了我的自信，然而，我真的没有编了，事实和过程都简单：上面定是重视农技工作的，编制定的比任何站所都多，而我尽管可以在农技站干，但就象他们编制在农技站人却不在这里干一样。既要理顺，我必要回原站所，原站所的编早被人占了，就这样，我成了全镇乃至全县唯一没有编制的中层干部。

    早有预谋，绝对地早有预谋，黑！我愤怒了，背着一麻袋的荣誉证书去找书记。我连话也懒得说，根本勿需说，这便是最好的证明。书记并没有我事先曾无数遍想象过的尴尬，只平静地说，荣誉只能代表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代表未来。一怒之下，我向县纪委告发了他，他被降为另一个镇的镇长，而我则被调到全县最偏远的思乡镇。

    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追求，也算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倒不太在乎思乡镇的艰苦环境，因为我坚信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无疑是与同事们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领导们那阴晴不定的脸色。我们县是小县，必是关于我的那些传闻已先我而来。或许我真的错了，人是不该犯错的，一次也不行，因为这世上独缺后悔药，哪怕你悔绿了肠子。因此，若要追求完美，便后悔不得。这大概也是有的人始终谨小慎微的原因吧。谨小慎微是对人性的摧残，真是没办法，不谨小慎微又是对人的摧残。矛盾！恰如我，无法更改的现实与有所改变的渴望的激烈碰撞。

    实在无法，反正闲来无事，我便读书，这似乎是唯一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事情。已许久不读了，刚开始还无法深入，渐渐地，对于自己盲目孤傲的责备占据了我——原来还有如此多的未知。这虽然未能让我的处境有所改变，却让我平静了许多，因为我似乎又隐隐感觉到了刚参加工作时才有的那种冲动。

    赶巧，县里选拔干部开始兴考录，我先后考取了国家公务员和县级优秀年轻干部。我预感自己的处境可能会有所改变，至于怎么变却是朦胧的，否则便不叫预感了。我相信预感，事实上也对，只是非因为我引以为荣的考取的那些身份，而是由于我一位小学同学的到来，或许就是迷信所说的贵人。

    他比我参加工作晚三年，调来做党委副书记，是人们常说的不瞒级一步一步干起来的那种。或许出于同学的考虑，他常给我找事做，尽管受他的领导让我感到别扭却终究有事做了。

    什么是机会？有事做就是机会。因为若是真的有本事，必要让人感觉到，没办法，这是小人物改变命运唯一的办法，而要让人感觉到必要有让人满意的做事效果，或者说，必要做事的。

    现实往往是，凡事立难破易。刚做了几件还算令人满意的事，又出了一个小插曲，或许人不该对自己过于苛求，越苛求偏容易出错，且不说错，单是苛求能够极大地调动人追求完美的天性这一点儿，便足以让你少有满意的感觉。——同学兼着纪委书记，党委那段主抓中午饮酒，他便带我去查。中午吃饭的时候，村支书极为热情，我竭力反对，他竟敢上了酒，而且没人推辞都满上了，连同学也这样。我实在气不过，轮到给我倒酒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书记同志，这酒是不是咱不该喝？同学书记的脸肿了似的，一声不吭。热烈的场面登时冷了下来，亏了村支书荤话连篇的玩笑解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那天，同学跟人治气似地喝大了，含混不清地说了这样的话：别以为这世上独我自清，若那样的话，便大错特错了，因为官场本不需要太过锋芒毕露的人，即使你当真有本事。你，就为此，还不汲取教训。教训？我没有教训，我汲取什么？我想着，但没有说出口，我是那天唯一没喝酒的人。见我不服，他的嗓音低了下来，却又忍不住说，这世上什么都可以试验，唯独人不能，因为一实验，便超龄了，自然就该出局了，为了别人的成功制造教训，岂非太不值了？试验？他竟然会认为我在试验！不欢而散。之后，他再没有主动找过我。

    真正想干事的人会没事干？我偏不信邪，显然地，他的话强烈地刺激了我。醉了酒，我去找一把手书记。这也是酒的一桩好处，清醒的时候思念着说不出口的话顺口就说了出来。啰里啰嗦地说了一大堆，我的意思却也简单，就是要活儿干。我相信书记能懂，他先是面有难色，经不住我酒后的缠功才勉强答应我做管区主任。后来听说，因为最落后的那个管区的主任正想调回来，他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才安排了我。

    且不说这些，单说这个在干部序列中根本不存在的“小官”毕竟为我提供了活动的空间。经过三年的摸索，山区丰富的资源终于从沉睡中被唤醒而成为巨大的经济优势——不仅全区的经济实力跃居全镇的首位，而且有几个村庄开始向工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然而，提拔的事儿总是与我擦肩而过，管区村的支书常为此愤愤不平。我劝他们，人要懂得珍惜，有事干就足够了。说是劝他们，其实也在劝自己。

    那年的换届选举大会上，我意外地当选了思乡镇的镇长。当选的时候，我正陪一村支书在上海与外商谈判。这事太突然了，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不象村支书那样欢欣鼓舞，反而一下便懵了，说不清是喜是忧。

    关于这类事儿，之前也曾听说过，但那都是副镇长。据说，上次换届就出过，说某经济发达镇的某人想趁区划调整的混乱之机浑水摸鱼，却不料被正保持高度警惕的一把手书记探知了，虽得了不少票，却终没能成事，选举结束的第二天就被调去了偏远镇。当时听说后，曾为他鸣不平。其实，如果抛开我那些或许有点儿特别的观点而完全按照正流行的现实的看法，他跟我或许是一样的命运，不，他该比我还好，至少他曾为自己努力过。现在轮到我了，而且是实行等额选举的镇长，太离奇了，看你咋办。

    意料之中地，当我急匆匆地赶回思乡镇时，迎接我的是县委调查组的同志。但当我看到书记和调查组长审犯人一样的脸色时，原先还惴惴不安尽想着辞职的心反倒坦然了，固执地说，既然人大代表选我，我就非干不可。他们的脸都青了，灰蒙蒙一片，但他们没有找到我贿选的证据，我成了全县唯一的不是副书记的镇长。可以想象，我镇长当得并不顺利。

    几个月后，我被调离思乡镇，到县文化局做了一名闲职副局长，倒是解脱了。

    连续制造爆炸新闻的，原来是你啊。乡丁林一凡正要结束自己的讲述，政治家郑存智突然插话，你知道你当时的告状信为什么查得那样迅速吗？

    乡丁意外且疑惑地反问道，怎么，你知道？

    对，那时，我在县纪委办公室干主任。你们县纪委办公室主任跟我是无话不谈的要好，他曾跟我提起过你。不过，对不起了，我们提及你时是当作教训来谈的。要知道，按说那种信通常是不直接报书记批的。那天，我莫名其妙地想恶作剧，也是为了考验我们之间的友谊，就不停地撺掇他，甚至事后我仍打电话催他，撒谎说你是我亲戚，他信以为真，才有了那个“从速查处”的批示。真的，他后来又专门给我打过电话，叫我请客，我知道事成了。

    竟是这样。乡丁感叹道。

    千万别小瞧了秘书的作用。政治家满脸得色，卖弄道，听你讲述中也有关于秘书的事儿，但我觉得你的认识太片面了。其实，做秘书最不易。如不能好好把握，做了还不如不做。里面有个“六要”，说着，看了乡丁一眼，见鼓励他说下去，才饶有兴趣地说下去，所谓“六要”：

    一要腿勤，为领导的事不辞劳苦，大到提拔升官，小到吃喝拉撒。

    二要嘴严，对领导的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明白的就装糊涂，一问三不知。

    三要脑活，因为领导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明白，对领导的往往含意丰富的眼色、手势、表情等肢体语言，必须及时捕捉，善于揣摩，准确把握，迅速落实。

    四要敢于承担错误，大到坐牢，小到放屁，凡领导无法推脱或推脱不了的，都要不惜揽到身上，丢车保帅。

    五要会摆架子，架子就是权威，该摆的时候不摆，千万要不得，因为失颜面的不是你这个毛毛虫而是领导。

    六要会装孙子，必须懂得“孙子肯定是为了长大了当太爷才出生”的道理。

    可以肯定地说，把握不好“六要”，正是并非所有秘书都能平步青云的根本原因。

    好了，别卖弄了，快说说你自己吧。见他还要说下去，教授催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