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们留下。”
左梅依然平静的说:“算了吧,党员同志,这已经违反原则了,上次你弄伤脚的事厂长只免去你车间主任,没处理你就知足了,再说,我们分到房子,不好再和组织讲条件了。”
“就这么等死?”朴京听见父亲把菜摔在地上的声音,他接着说:“现在儿子的成绩我看能上大学,未来大学的学费可不是个小数目,这可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去街上乞讨吧。”朴建勇已经深深的绝望,他的脚有严重的伤,已经被归类为伤残人士,是必定要下岗的,他垂下肩膀,有气无力的说:“你能留下吗?就算打杂也行,我想他们会留些情面给我爸这个副厂长的。”
左梅的声音虽然低沉,但是却异常坚定:“万事得靠自己!厂里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一次性的安置费一万五元,二个是每个月一百元的最低生活补助。我早就想过这零件厂不是长久之地,我奉劝你选的一次性一万五千元的安置费,那些个体户给孩子的零花钱都比你我的工资还高了,在附近大兴土木的时候,我就觉得机会来了,我已经想好了,我俩做个煎饼摊子,就在附近摆。”
左梅的宏图大业就此展开,朴建勇觉得愈发失落,虽然家里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左梅手里,但是他的月收入比左梅高一百多块钱,他一直视其为男人的尊严,现在让他跟着左梅干,他的自尊心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他还是说出了曾经他最厌恶的一番话:“我一车间主任注定要吃软饭?”
左梅感觉到有些突破,便顺势说:“就这么定了,别等厂里主动来找我们,我们主动辞了吧,面子上也过得去,我们这叫顺应时代潮流,自主择业,不止我们工人,连有些有胆识的国家干部都辞职了下海经商了。”
朴建勇依然不甘心,他又悻悻的说:“你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了,真是让我大跌眼镜,这么冒进的想法会从你嘴里说出来,你这思想可太左了,在从前可就是走资派,我们两家人朝前几辈人都是农民,你有那个基因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什么走资派,左倾……”
两人聊得正是兴起,已经全然不顾压住声音,朴京已不用偷听,他坐会了书桌前。
“我没种行了吧,如果赔了,我们全家都完了,我看还是接受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吧。”
父母不是在吵架,而是在辩论,他们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却有伶牙俐齿,他们在相互尊重,都在恪守不撕破脸皮的底线。
多年以来,生活在这样的辩论声中是极其幸福的,楼上的老赵家,每逢周五晚上就吵个没完,两人都是厂里的小领导,生活标准比朴京家里高,却会因为家里的琐事频繁争吵,他们女儿因为他们的争吵经常不回家。楼下的老金家则完全相反,他们整天不说话,但一吵架,老金的老婆就带着孩子回娘家,留下老金一个人在家,半夜还能听见他摔酒瓶子的声音。
悲欢离合在这个厂里的职工宿舍里反复上演,朴京烦了,也麻木了,他觉得自己家庭和睦的可贵,他愈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