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一家是为了成全他而死的,心里对她多少生出了一些感激。
杨高昨夜已和他的同事熬了一夜分析案情,夜里停了电,便点了好多蜡烛,结果一个个都两眼红红的,面孔黑黑,极呈疲惫。杨高说话的声音不大,却让人觉得具有震慑力。叶民主心想我若是个坏蛋也一定会怕杨高的。杨高分析了疑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并设计了一套非常周密的行动方案,听者莫不信服。科长低声跟叶民主说:“这回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叶民主没有象科长那样严肃地去想,只觉得一种置身于电影故事中的感觉,甚是有趣,欲欲一试之情便也十分强烈。
杨高没有在会上详说他们的行动,显然他也是不能说的。他只是让警官们稍事休息,而将联防队员以及科长和叶民主叫到另一间办公室。杨高铺开一张地图,用红笔在上面画下了七个点。杨高说:“这七个点我们将要布下埋伏。这叫守株待兔。但,”他又说:“也许什么也等不到,也许等不来兔子而只等得个老鼠,但为了一网打尽,或为了找到更有力的线索,我们必须这么做。”
第七个点在江南岸连接机场与工业大学的银鹰路上。银鹰路在市郊,围着鹤立山绕了半圈。这一带是菜农和无业游民杂居之地,四周围地形很乱,极易于罪犯活动。杨高交待完六个埋伏点,最后指着鹤立山下一片民居说:“这里有一座红房子,主人是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曾经读过大学。他最大特征是下巴长了一颗很大的痣。和毛主席那颗反着长的。这个人看上去与整个案子没有多少关系,只是我在调查江北那个命案时发现有个罪犯跟这个人有一点很怪的交往,而我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这个人。江北那个案子跟钢厂这个有相近之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主人或许会有那么点突破。作为重大案件,我不能错过任何一点
直觉,所以为以防万一,我还是决定布下埋伏点。相对其它几处来说,它虽不是特别重要,但也必须统一行动,昼夜监视。只是这里的人手派得少一些。就交给钢厂的两个同志。你们只要见有人进这个房子,就立即通知我们。”
叶民主见让他做的事不过如此,不觉失望,说:“我在部队呆过,擒拿格斗都行,把抓人的事交给我吧。”
邱建国哈哈作居高临下一笑,说:“当是要你打架?破这种案子要的是脑筋,不是蠢人出力。”
叶民主说:“我好象没跟你讲话吧?”
杨高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理会他,只是接着自己的话讲:“埋伏这事看起来是静而不动的,但实际上是一件最苦不过的差事,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都得忍受。我讲老实话,我们警员最怕的就是埋伏,这次将最苦的事派给各位,实在也是没有办法。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有心理准备。徜若埋伏期长,在案情忙的情况下,很可能一连几天我都派不出人手同你们联系,但只要没有接到我的命令,就不能撒离。一但发现可疑情况,要镇定,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最主要就是迅速同我们联系。这是我们重案组的急呼扩机和联系暗号。不过,没事的时候,请不要随便动用,这是纪律。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清,即:回去对家里人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准提埋伏的事,各自对自己的去向找个理由就是。另外不要私下随便换人,非得换人必须经我同意,否则人多嘴杂,泄露了行动计划就前功尽弃。必要是还得追究法律责任。”杨高说完这些,又说了一天补助多少,案子破了后奖金将按哪几个等级来分等等。杨高知道,联防队的人热衷于参与破大案,相当的目的就是要就是想多分点奖金。他若不说个清楚,就很难保证埋伏的质量。
走出公安局大门时,警官小邰正在逗一头警犬,见叶民主过来,便又开心地让那犬过去嗅叶民主。叶民主自小怕狗,吓得手脚发软,脸色顿时如遭霜打,苍白如纸。当那警犬的鼻子擦着他的裤管时,他几乎要晕倒在地,多亏科长扶了他一把。小邰拊掌大笑着说:“巴顿,过来。你可别给又我弄出个命案来。人家叶民主差不多是半个林黛玉哩。”
跟在叶民主后面一道出门的邱建国对着小邰笑说:“就这还要杨高给厉害一点的活干
哩,说是会打架。真碰上罪犯,何须人家动手,放一条狗不就得了?”
叶民主气得正还嘴,可又怕小邰再用那狗来逗他,就在这一犹豫时,科长推了他一下,
说:“斗嘴斗赢也不见得就是个英雄。”叶民主心想也是,便没有作声,随了科长一起再次
上了厂里的车。司机小文说:不是看你品行端正,最近表现又好,要不还没有机会跟这狗亲
热哩。
科长笑了,说:“人家借个钱也得拖两天才还,你倒是还得快。”
叶民主心知小文的话头,也自嘲地笑了笑,说:“还了才能心安呀。”
直到车开到了大街上,在大卡车间左冲右突时,叶民主才突然感觉到心口的气闷,于是
说:“他妈的,倒好象李一红一家是我们厂里派人杀了似的。”
科长说:“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