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 秦统一进程的间谍史考察》

，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厘王亦薨。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2]2384

    所谓“多予金”“资万金”“行金万斤”等语，体现出间谍活动的具体资金耗费，而这也是离间活动得以顺利实行并获得成功的重要经济基础。从上述史实不难发现，“离其君臣之计”的顺利实施确实为秦以军事方式促成“天下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幕幕看似波澜不惊、鲜见血雨腥风的较量中，不应忽视“秦间”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秦人以“用间”这一特殊方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受到时人及后世的肯定。但也可以看到，许多人对此有所批评和贬抑。郭嵩焘的意见堪称典型:

    案《田完世家》:“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李牧传》:“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皆李斯相秦时事也。然《赵奢传》云:“赵王信秦之间言。”则犹在昭襄王之世。《信陵君传》:“魏安厘王三十年，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河外。秦王乃行万金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则犹在庄襄王之世。《范雎传》云:“昭王用范雎谋，纵反间，买赵。”盖秦君臣专务以诈欺诸侯，尤善以反间离其君臣，其由来久矣。

    所谓“秦君臣专务以诈欺诸侯”的论断，或许不免受到后世儒学正统学者“过秦”观念的影响，甚至隐约透露出某种“后见之明”的道德优越感。但郭嵩焘敏锐地注意到秦人“尤善以反间离其君臣”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其由来久矣”，却是值得重视的历史认识。[7]214—215

    三、“上智为间”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果追溯早期间谍史，可以看到“用间”的主要意图是收集情报和伺机破坏。情报与信息并不完全等同，广义的情报基本上可以定义为经过处理的信息。[8]3收集情报的侦察间谍可能起源很早，无论是出于侦察兽群动向的狩猎需要(3)，还是为了原始部落之间的生存战争，都依赖于情报的准确获取。

    清人朱逢甲《间书》概述中国历史上的“用间”活动，认为“用间始于夏之少康，使女艾间浇”[5]1。先秦时已出现专门的间谍机构与职官。《周礼·秋官》:“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郑玄注:“汋读如酌”，因上古“邦”即“国”，故“国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而郑玄又注“邦谍”云:“为异国反间。”孙诒让释曰:“为异国反间者，谓以邦谍之密谋输入异国。”可见“邦汋”与“邦谍”在具体分工上又有侦察情报和反间破坏的不同侧重。《六韬》也提到军中“用间”之职:“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9]73所谓“耳目”“羽翼”“游士”等名称，体现出间谍活动独有的隐秘性与灵活性。

    “上智”与“谋臣”是先秦时“为间”人选的主要来源。《孙子·用间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论述“用间”理论的兵家着作，也是世界间谍史上最早的专门文献，对古今中外的间谍思想及其实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孙子·用间篇》云:“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0]301《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其狱中上书云:“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谓“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等应是间谍活动的具体内容，而“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等语则反映出间谍活动的巨大成效。《孙子·用间篇》这样总结“用间”原则及其重要性:“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可细分为“五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其中尤以“反间”最为关键:“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间”指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有将计就计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动防御的高度，可视为早期反间谍的一种手段。但史籍中对于“反间”概念的界定不如《孙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将用间都说成反间，专指用计使敌人内部产生矛盾与分化。在尚无专门间谍训练的古代，如何选拔和招募间谍是一大难题。《孙子》未言其详，后世注家则多有发挥。例如，生间“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矫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者为之”，还应“有贤材智谋，能自开通于敌之亲贵，察其动静，知其事计，彼所为己知其实”[10]296。复杂多样的“用间”任务，客观上要求执行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由于间谍工作的隐秘性，用间过程中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泄密。《孙子·用间篇》特别强调:“故三军之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10]296—297有学者回顾中国古代间谍史，将其总结为十五种:“窃听、通讯、密码、代号、秘语、暗器、毒药、摹迹、密写、化装、查验、伪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汉典籍所见较多的是窃听技术。例如，范雎初见秦王，“左右多窃听者”，其中可能就潜伏有敌国间谍，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2]2409《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写道，主要活跃于秦惠王时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说樗里疾)曾运用“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国君与大臣之谈话内容，“凿穴”“道穴听之”等窃听手段使其能够探知政敌与秦王的“隐语”，并最终以此除去竞争对手。[12]319—320《墨子·备穴》记载“凿穴”人员选拔与设备情况:“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所谓“穴听”的具体设置:“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13]561—562类似技术可能在秦统一过程的“用间”活动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秦统一的历史进程，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完成的，由此造成的战争成本也十分惊人。《孙子·用间篇》首先便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子·作战篇》又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所谓“内外之费”“日费千金”等战争相关费用，恐怕主要还得由民众来承担。因此，《孙子》提出“用间”是确保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如果仅仅因为“爱爵禄百金”而不愿派出间谍，不仅决策者要背负“不仁”之名，从军事动员成本的角度考量也是得不偿失。历代《孙子》注解者对于所谓“不仁”有具体解说。

    李筌曰:惜爵赏，不与间谍，令窥敌之动静，是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间也。梅尧臣曰:相守数年，则七十万家所费多矣;而乃惜爵禄百金之微，不以遗间钓情取胜，是不仁之极也。王晳曰:惜财赏，不用间也。张预曰:相持且久，七十万家财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赏之细，不以间求索知敌情者，不仁之甚也。[10]289—290

    出于“惜爵赏”“惜财赏”等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主动选择“不用间”，却发动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七十万家财力一困”，可以认为是战争主导者因小失大的决策失误。

    如果从经济角度考虑，战争并非解决纷争的最优选择。朱逢甲《间书》提出:“夫主战斗力也，用间斗智也。斗力何如斗智?战胜仅能杀贼党，用间可以擒贼王。……用间可不战而屈人之兵”。[5]187尉缭当时向秦王建议设立专门用间机构，其花费“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若以《孙子》中“兴师十万”需要“日费千金”来计算，“三十万金”仅仅相当于十万人的部队出征三百天的花费，但省却了至少七十万民众的休耕备战之劳。战国后期的战争规模，不仅常常超过十万人，而且持续时间也较长。例如，秦赵长平之战，仅仅赵国就被坑杀四十余万人，而秦获胜的代价也并不轻松，竟至于“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通过计算不难发现，“用间”活动显着地减少了士卒伤亡和民众负担。能够认识到“斗力”不如“斗智”与“用间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出关注民众疾苦、注重改善民生的“人本”倾向与人文关怀。

    四、结语

    秦人通过“用间”成功地瓦解了敌国合纵联盟，减少了统一过程中的阻力。尽管六国军事实力总和要远强于秦国，但最终却被秦国各个击破。宋代学者已经认识到，秦人“以其间”取三晋，又“伐楚”“伐燕”，进而灭齐等一系列军事成功，都得到“用间”战略与间谍行动的有力支持。[14]142“用间”的成功为秦人“卒兼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应忽视“间”者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上智为间”和“用间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早期间谍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用间”比较显着地减少了士卒伤亡和民众负担，其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而有关此时期的“间”者往来与“用间”方式等问题，不仅是早期间谍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后世间谍理论及其实践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马非白.秦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子今，郭诗梦.秦“郑国渠”命名的意义[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3).

    [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清]朱逢甲编着，黄岳校注.间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79.

    [6]梁启超.战国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

    [7][清]郭嵩焘.史记札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2.

    [8][美]厄内斯特·沃克曼.间谍的历史[M].刘彬，文智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

    [9]盛冬铃译注.六韬译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1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1]褚良才.中国古代间谍史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2]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4]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注释

    1参见:郑玲童《论秦国统一过程中的间谍战》，《秦汉研究》2008年第1期;熊剑平《浅析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军事历史》2010年第3期;付金才《论战国时期秦国的间谍战》，《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吉家友《间谍战在秦统一中的应用及效果》，《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孙家洲《“反间”:秦统一进程中的成功策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2参见黄富成:《中国古代间谍史》，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3在法国旧石器晚期的岩洞笔画中，还画有戴着兽面的假面具的猎人，以更有效地“侦察”和伏击野兽。参见刘家和《世界上古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