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 “这张纸就是我的诊断结果,癌症晚期。这个日记本,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日记本。希望你帮忙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将日记本和诊断书递给我。
我看了诊断书,确实是癌症晚期。诊断书是东川一家部队医院出具的。
“确实很抱歉,干我们这行的,职业性质决定,所以我还是看了你的诊断书。”我说。
他笑了笑,嘴角干瘪。接着,给我讲了他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又怎么保存的。
他说:“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东川下半城开火锅店。那时,我的火锅店生意还不错,晚上一般十点左右还有人烫火锅。那天在下雨,雨淅淅沥沥的,有几桌客人吃完后,没急着离开,就在店里躲雨。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关门打烊。这时,火锅店门外忽然冲进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满面是血,自称李军,将带血的日记本一把塞给我,说过几天来取,让我务必保存好。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怎么回事,可小伙子又冲进了雨夜。”
“小伙后来没来取走么?”我问。
“没有!小伙子朝着蓉都的方向去了,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老年人说。
“一直没有来?”我边在采访本上记录,边移动他身边的录音笔,保证记录准确。
老年人喝了一口水,说:“这一等,就等了6年啊。直到1992年,北京一位老者南巡。东川开火锅店,生意也不大好了。大家都浮躁了,一窝蜂往广州去淘金,说那里是一个遍地都有黄金的城市。我经不住一个邻居的劝,和他一起去广州出差看看。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时间,有天店里忽然来了一个人,说是来取日记本。店里的服务员不知道之前这回事,让那个来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后再来。遗憾地是,我没碰到取日记本的人,日记本自然也没有取走。”
“您出差回来后,这个人来找过您没?”我问。
“没有。这之后,我一直在等。又等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李军仍然没有来领走日记本。我也想过登报寻找李军,但又担心当年追杀李军那帮人看到,坏了李军的事,只好一等再等。”老年人说。
“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找这个李军么?”我说。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只有等,等那个人。到店里来烫火锅的人,我都比对着当年李军的模样,希望是李军。”老年人说,“这一等,就等了30年。”
“30年?你一直留着这个日记本,那你看过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没有呢?”我有点不大相信。
“对的,就是30年。毕竟是别人的隐私,我没有打开看。后来,东川的下半城要拆迁了,政府拆迁办来通知很多次了,给了很多好的优惠条件,我儿子也劝我早点搬走,好领取更高的拆迁补偿。但我怕搬走之后,李军回来取日记本找不到我,就一再拖延,只不过后来还是拗不过拆迁队。”老年人说,一阵机器轰鸣声中,等待30年的火锅店拆掉了。他带着日记本,坐上了儿子的奔驰车绝尘而去。
我内心有些触动,顺着他的思路,甚至一度在想,现在眼前这个将死之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那么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李军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找这个老年人呢?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他又为什么拖着抱病的身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见我呢?
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用帕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东川天气就是这么任性,一到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老年人就这么站在跳伞塔下面,靠着围栏,跟我讲这么多,我在不停质疑中记录他的讲述。
老年人继续说:“我和拆迁队对抗了一阵子后,身心有些疲惫,加上开火锅店,每天早晨四五点,就得去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菜,长时间的劳累,回家之后我身体不争气,终于病了。开始还以为没啥事,吃点保健营养药品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持续了几个月不见好,反倒更严重了。我儿子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
老年人说到“癌症晚期”时,情绪有点波动,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
我大概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没有继续追问。站在一旁,看着这个老年人。
他稍加平复又说:“其实我不是怕死,只是怕失信于人。想到李军还没有取走日记本,担心时日不多,我死了之后,家里人也不会当回事,所以想在我死之前,请求你们媒体,帮我了却这个愿望。”
我忽然觉得手里这个日记本很沉重。它承载着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任何事,一旦和生死扯上关系,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层面了。
一瞬间,我还有点后悔我来见面前这个老年人。
“刘记者,这个日记本就留给你,我觉得你是个守信用的记者,也一定能帮它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望着我说。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这个日记本。毕竟放在老年人那里更合适,万一最近这几天,当年的那个李军找到老年人了呢。
再三劝说,见我仍不收,他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他儿子的电话号码,说有时候他可能不在家里,有急事的话,可以打他儿子的电话。
我存下了他儿子的电话号码,又问了一下其他的,就拿着日记本将他送到路边,给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