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

即使着笔，也许不免铺张豪华，点缀承平，而不会有梦忆中的种种境界。至于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也有同样的手法，但清丽有馀，而冷隽沉重不足。

    宗子的诗文，是受徐文长的影响，而宗子来得深刻，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文长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传云：“徐文长以杀后妻下狱，曾祖百计出之，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子，曾去狱中看文长“见囊盛所卓械悬壁，戏曰：‘此先生无弦琴耶？’文长摩大父顶曰：‘齿牙何利！’”这样恶谑，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适的，在别人我想可受不了，但于此可以看出他们张家不是道学的家庭。宗子年少时，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谑庵为之删削。（见文集与王谑庵书）但四库总目著录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云“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许藉以表彰其先德罢。此书末卷所载优人谑、吃酸梨偈、放鹞图、对联、灯谜诸作，提要谓“鄙俚猥杂，岂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别集类存目五）然宗子却云：“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铭抄自序）。足见宗子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与提要作者的头脑不是同一的范畴。徐文长文章的风格，传统的文学观念者，批评为鄙俗纤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长唾弃七子，自成风格；袁宏道谓其：“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徐文长传），不是无见之言。以张宗子的天才学力，而犹追逐于文长的，固由文长在当时文学上造成的清明风气足以影响他，而同是不羁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长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无所薰染罢？

    宗子不仅长于文学，且长于史学，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过生命相依的石匮书。是书写了几五十年才脱稿（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脱稿后犹时加删改，故与李砚翁书有“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馀载”之语。（文集卷四）顺治年间浙江学使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想以五百金购买石匮书，宗子慨然予之。（思复堂逸民传）至于毛奇龄寄书要他的明史著述，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按逸民传谈迁传云：“名季廒史虽多，而心思陋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 ”于此可知石匮书与明史纪事本末的关系。虽然，石匮书稿本并未因曾与谷应泰而未刻，昔年在北平时，闻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为海内孤本云。

    关于梦忆的版本，有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年中刻。王本始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后因雕板失去，重刻为巾箱本，有王文诰见大道光二年任午（一八二二）序，谭复堂日记卷三称之为王见大本。咸丰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南海伍崇曜刻入粤雅堂丛书者，即据王本。顷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先生来信，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书，爱好者甚多，今取粤雅堂本标点重印，属为一序，俾读者略知作者的生平，因拉杂写此。

    台静农序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