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如墨,玻璃窗里映照着木质办公桌的笨重与沉稳。两人一排,三个一列,校对科办公室里深藏着几个惯于字斟句酌的人。
舒林生身处其中,矩状布局的临窗一角。他佝偻着身子,烫虾的体态,颔与颈贴着前胸,眼不离笔下半寸。
上了十来天班后,林生已然明白,专业校对是件枯燥乏味的工作,简直可以称作人生折磨。桌子左侧,是一个可以自由伸展的稿架,上面铺放着稿件原文——字迹或娟秀,或狂放,或沉静,或遒劲,当然也有潦草不堪——林生每接到一件任务,首要的就是先把稿件的文字细看一遍,与其说是通读,不如说在逐字辨别,关键的地方连标点符号都要分清,特别是长得像双胞胎的冒号和分号。“先把面上的弄全乎了,里头的就有把握;把上面的弄懂了、悟透了,下面才不会出什么差错!”这是他上班后听到的第一条戒律。向他发布戒律的是他的师傅,就是邵大姐的老公,校对科的“一把手”——科长吴发生。
林生原来只闻师傅,未见其人,在办公室时曾从电话本上查过这位科长的大名,不由沾沾自喜。他的名字竟和自己尾字相同,师徒二人,珠联璧合,正应着《易经》上的“生生不息”,其兆元(大)吉。既是如此,纵是没有邵大姐的美言,他也会亲自带这个徒弟。见了面,林生先是施礼,后才仔细端详,原来师傅其貌不扬,瘦瘦小小的,比起人到中年甚是福态的邵大姐小了一圈。接触多了,就领教到他话多,虽不全是至理名言,倒也有不少很是受用。只是他那名字,时常让林生浮想联翩。吴发生,听起来又像是无法生,如果邵大姐当年怀孕迟点,责任可不在她啊!不过他很快就从副科长徐秀波嘴里知道,人家“吴一把”儿女双全,小儿子正好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颁布的那一年春天。她在向林生透露这事时,语气里飘出浓浓醋意,顺便将自己这辈子可能只有一个女儿的遗憾和盘托出。林生可不关心家长里短,他在一心熟悉校对业务的空隙,拼命培养“校对工作的事业感、使命感”,有时还是无法回避“吴发生”这三个字,愈琢磨愈觉得这名字有味道,有学问,甚至道出了人生密码:按照老子哲学“无为”理论,无发生就是无为而发、自然而生;就眼下工作而论,无发生就是无错发生,这名字似乎决定他天生就是为“校对事业”而来的。“在大机关的办公室里做事,无官一身轻,无过就是功,无错就是正,领导不找你麻烦,就是不小的光荣”——这是吴科长给林生讲的第二条定律。小小的印刷厂,在他嘴里竟是铁定的“大机关”。林生这才明白,原来邵大姐那两条忠告,只不过是从老公这里贩去的沧海一粟。这些格言警句,看起来简单平易,可用到工作和为人处事上,实在是贴切,受用。体味着这些,林生渐渐觉得,自己虽然没读研究生,好像也得到了一名导师,工作的导师,人生的导师。
然而林生毕竟是很有思想的林生,他无法忍耐生活过于刻板、没有新鲜事情发生,就像自己在田间林野就要寻觅新奇的虫子,在煤矿挖煤总想在石壁上找到龙蛇印记,在大学听课时再三挖掘授课老师的奇特之处,乏善可陈时就从他(或她)的五官整合或者袅袅余音里提炼出“干枝梅”、“刮锅器”之类绰号来一样。对吴科长传授的校对业务,他自要欣然接受,把那些技艺演绎一至三遍,三遍之后便觉索然寡味,比如师傅要他把新排出的清样逐行折叠,放在右侧,每看三五个字,眼睛就要转向左侧原稿上校核,这就是所谓“行折字抠”。林生坚持两三天,就觉得脖子快要酸到泡梅罐子里,而右手那张叠成几十道格格的纸,虽然不像夏天野地里睡觉时被屁股蹂lin过的蕉叶那样皱皱巴巴,至多也不过三伏天小女生手里的袖珍绢扇那样小里小气。加之校对科里二男五女,除了吴科长就他一个男员工,活脱脱像扇子皱折里的虫子一样憋屈。于是林生突发奇想,何不来点创新,提高校对效率?他看到左侧原稿架上有个印着蓝字的标尺,灵机一动,午休时找来一块暗褐色的马粪纸板,用刀裁割成正方型,中间挖出一个长长的方形,三号字宽窄,八个字长度,往需要校对的清样上面一放,“留白”处透出的,便是要校的文字,聚焦特准。这时原稿架上闲置不用的标尺也派上了用场,他用左手中指划着标尺上下游走,食指和大拇指“掐着”要校对的内容,右手无名指和小指按着“漏字板儿”由左向右逐行“扫描”,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着铅笔透过漏洞在校对过的字下划道道,如此这般,竟然在三分钟内校完了一张清样,比科里原来规定的每小时四页,效率整整提高了五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