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一句话,李纯没有说错,“销兵“真的不是什么好的创意。虽然,听起来,这个建议似乎很合理,但,这只是抽象的合理,书生气的合理,纸面上的合理。在这个“合理化”的建议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不合理:被强制遣散的兵卒走向哪里?一双双只拿得起刀枪,却拿不起锄头的大手,靠什么生存?从节度使、观察使、兵马使到普通士卒的抵触情绪,谁来协调?专横跋扈的牙军,谁来震慑?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像一团乱麻,长安,有足够的能力,解开这一团乱麻吗?
当年,李纯一眼看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对白居易的提议,一笑置之。可惜,他的儿子看不穿,所以,李囿屁颠屁颠的的开始“销兵”,大错,就此铸成,再也无法挽回。
长安销兵是一个错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此,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于是,在一连串的错误过后,局面再也无法收拾:成德复叛,卢龙复叛,魏博复叛,河北再次乱成了一锅粥,长安发出的指令,再也走不出长安。
不过,世上任何事情似乎都没有绝对,凡事总有个例外,翻江倒海的河北毕竟还有一汪静水,当然,也就一汪而已,这一汪难得的静水就是横海。
在波涛翻滚、巨浪滔天的河北,横海之所以能够保持淡定,只是因为横海节度使乌重胤推行的一项政策,一项与白居易“销兵”不同的政策:“分兵”。
就像长安受制于藩镇,其实,貌似飞扬跋扈的藩镇有时也受制于人,这些能够左右藩镇的人,就是节度使手下的统兵将领。
说来惭愧,拥兵自重的藩镇,节度使却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军队,相当一部分兵权都要交给几个自己的心腹,一旦心腹不再是心腹,那就变成了另一种心腹,心腹之患的心腹。如果几个统兵将领私下串联起来,集体逼宫,节度使也会肝颤,也会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当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反贼作了一半,发觉这条路不太好走,想浪子回头,却不料被自己的部下裹挟,不得不咬牙坚持着一条道走到黑,最后终于误了卿卿性命。而那个误了他性命的人,也就是他的女婿,却轻而易举的逃脱了死神。因为,最后关头,他用出卖老丈人领到了免死金牌,逍遥自在的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当然,统兵将领也不安全,因为他们手中的兵权。
一般而言,节度使撒手之前,大多会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们下手,以保证自己的子孙可以顺顺当当的坐上那个节度使的宝座。新任节度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也会对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下手。将领们为了自保,有时也会起来造反,撵走或者杀掉立足不稳的新任节度使,然后自己一屁股坐上去,扭回头来再去对付昔日的同僚和同盟。
藩镇,就是这样乱起来的。
乌重胤的“分兵”政策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创举,因为他有效仿的榜样,那就是西汉的“推恩令”,具体作法就是:藩镇将自己很大一部分兵力分给下辖的各州,各州再将自己手中的兵权分给下辖的各县。这样一来,节度使和他手下的统兵将领能够直接控制的兵力有限,手里没有了足够的士兵,无论你是天大的英雄,还是地大的好汉;无论你是英雄转世,还是魔头重生;无论你是安禄山,还是史思明,都无法仅仅凭借一州一县的兵力,去与朝廷的十万神策军对抗。这样一来,长安固然可以“举关中之地以临四方”,恢复其应有的尊严和气势,藩镇也可以太太平平、高高兴兴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可谓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所以,李纯一看到乌重胤的奏章,立马高兴的蹦了起来,立刻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乌重胤的政策。可惜,元和宫变已悄悄降临,当元和十五年那个寒冷的春天悄然逝去,龙椅上坐着的已不再是那个大开大合、英明神武的皇帝,随他而去的,还有很多东西,比如他大力推行的“分兵”政策。
无论是乌重胤,还是李纯,都无法看到“分兵”政策在大唐帝国的天下开花结果,虽然他们一个活着,一个仙去。
“阴风切切四面来”,当藩镇复叛成为一股浪潮,不止是河北,还包括内地,大唐帝国的版图被人为的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块,长安失去了“元和中兴”的大好局面,也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一百多年后,名存实亡的大唐帝国终于实至名归的寿终正寝,亲手结束它生命的,正是一个本名叫朱温,后来赐名朱全忠的藩镇。
说来颇为讽刺,当年唐玄宗心目中的第一号忠臣安禄山后来成了叛贼,唐德宗赐名李忠臣的那个平叛英雄最后竟然成了逆臣,朱全忠也不甘示弱,仿佛就是为了看大唐帝国的笑话,既然你给我赐名叫“朱全忠”,我偏偏作一点不忠的事情让你看看,当然,他这一点做的有点大:不仅毒死了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还逼迫唐朝倒数第一个皇帝唐哀帝禅位,自己高高兴兴的做起了天子,改国号为“梁”,大唐帝国就此轰然倒塌。
不过,虽然生逢末世,依然有不甘堕落,怀揣梦想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他们,明知大厦将倾,却依然努力前行,为大唐帝国的复兴无怨无悔的付出,无论是鲜血,还是生命,谱写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篇章。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鸟散余落花”的故事。
请看《日落长安远》第二部《鸟散余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