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在这样心理压力下,忧惧、急切的心态就容易出昏招,盲目干涉等举措反而会对事态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专制的弊端,一个人的权力过大,但凡人不是机器、很难完全理性,容易受很多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失误。
张宁同样很想对朱恒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过于关心而本能地想要叮嘱各种各样的事项。但是他终于还是忍住了战场因素很多,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指挥官临时应变。
只有亲自理解现场情况的人,才能作出相对正确的决策,远在几百里外的遥控指挥可能适得其反。
他独自反思架设:像沅水之战的情况,假如上面还有一个权力更大的决策者,从中各种干涉、许多掣肘,朱雀军是不是能放开了击败数万官军还真难想象。
他终于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如果永定营的策略上报后,没有收到武昌明确回复,便默认为得到准许,可临时决策。给予朱恒等人更大的权力。之后张宁便在每份上奏中都批复“知道了”不再对永定营的策略表态。
但他每天都让徐文君去参议部官署,把所有的情况记录下来,时刻关注着东面的形势。
不过神机营的反应好像有点迟钝,永定营迅速占领了长江渡口:新开口矶,阻碍江面上的船只物资无法上岸,但九江城的官军却多日没有动静。这样的情况并不能说明神机营没有“上当”实在是官军的决策反应效率完全比不上朱雀军,都是京营的指挥系统呆板固化之故。
从九江城的密探返回的情报,京营官军中掌权者有提督太监、武官主将、掌号头官各二人,这些人都有分权,没有一个人能独自作出决策,处于相互制约的状态,必须要禀奏上峰后才能作出主动的军事调动。
有制约就只能按部就班地通过军法制度来走过场,不然很难协调军队。呆笨的神机营权力组织结构,此时反而让朱恒摸不着头脑,只好坐等时机。
终于等来了官军出动的消息,神机营大批人马自九江城向西缓慢推进。朱恒派出了大量斥候往来打探军情,两军探马在各个地方有小规模遭遇冲突。
神机营主力从正面展开进军,各部部署得很近、且齐头并进互为援护,一种中规中矩的行军布阵方式,稳打稳扎既无高明之处也不冒险。
不过半日之后,朱恒得到了消息,官军右翼靠江一部数千人从线性部署中大大凸出,脱离了主力阵营。朱恒召各哨指挥以上武将到中军简议。有人认为是一个战机,可以迅速奔袭官军北面突出部,以局部兵力优势取得一场旗开得胜的开局。
理由是官军各部可能在协调上出了问题,失误才造成了右翼凸出的情况。但是也有保守的认为此举过于冒险,如果朱雀军主力在北方的进攻稍有受阻,则极可能面临敌军中央主力追赶上来从侧翼进攻的不利局面。
朱恒临时权衡利弊之后,决定采用较为保守的方略。他作为参议部的核心成员,对湘王集团的战略机密了如指掌,不能不考虑到永定营一旦战败之后的严重后果。
如果这支朱雀军的精锐损失在了这里,后果更是毁灭性的他在此前就考虑过,如果永定营真的折损在九江府,他是负不起这个责任,只有当场自裁谢罪一了百了。
于是他下令永定营第三军先行,向北面进击官军右翼。主力则部署在正面侧后,作为监视官军中军的举动。如果神机营主力赶上来迂回威胁第三军侧翼,永定营同样可以从正面推进阻击,作为增援和策应第三军。
左翼(官军之右翼)的遭遇战安排,是朱恒出于前期试探性的考虑,如果打得赢第一仗便可以极大地提高士气,打不赢也能在友军的增援下全身而退。
第三军由张承宗率领,早已处于临战戒备状态,得到中军正式书面军令后便迅速向左翼出动。全军即有步军约两千五百人,装备弹药充足,调备六斤长管炮十二门,弗朗机骑炮若干。
下午时分张承宗部遇到了迎面而来的神机营数千人,两军相距近二里地便各自展开排列阵型,冤家路窄碰到一块儿没什么好计较的,都摆开架势要干一场。
张承宗没有要主动逼近的意思,就近选了一处地形较高的阵地,先将重炮从车上卸下来架设火炮阵地,以静制动。
这种长管重炮是第一次投入实战,虽然在此之前于校场上多次测试过,武将们对其射程、性能等情况都了解得比较清楚,但是真正用于战阵上是什么效果还不确定。
其炮身重量约八九百斤,长度是口径的二十倍,内膛为铜,外管包铸铁,最大射程能超过二里。也就是现在官军的阵型就在大炮最大射程之内,不过对面好像并不自知
毕竟明朝人见识更大威力的红夷大炮还为时尚早,人们的认知范围内根本想不到远程武器能打二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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