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规则

    游戏的规则

    ——薇弗莱龚的故事

    一

    早在我六岁时，母亲就教我，万事要不露声色，才会成功，这是一种战略，就好比下棋。虽然那时，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下棋。

    有次走过买蜜饯的店，我硬拉妈的手不肯离开，哭着赖着要吃蜜饯。“闭嘴。

    聪明人，就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你至少得学会辨别风向。风，最厉害了，它无影无踪，却最有力度。”

    于是，当我们再次走过这家蜜饯店时，我便一声不吭，乖乖地管住自己的嘴巴。

    待母亲挑好了她需购的食品后，便很爽气地从货架上拿了一袋蜜饯，一并搁在账台上。

    母亲擅长持家，因此，在她的精心治理下，我和哥哥们，都过得不错，至少不受我们四周环境的限制。我们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在餐馆和古董店后门的石子路上玩耍。我没有一点受穷的感觉。每日三餐，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每餐五菜一汤。

    我们住着一套有两个卧室的明亮、舒适和干净的公寓。我们公寓楼下，是一家中国糕团店。破晓时，当小街上晨曦尚未散尽时，我就能闻到甜烂的煮豆沙香。然后，是油氽麻球和咖哩鸡饺的香味溢上来。经常我还在床上，就听到父亲碰上门上班去了。

    两排公寓之间的小路尽头，是一块空地，那是个小操场，置着滑梯、秋千架等。

    操场四周排列着石条凳，老人们常爱闲坐在这里晒太阳，嗑瓜子，用瓜子壳引着咕咕叫的鸽子。但我们最喜欢的，是那头的一条小径，幽暗，静谧，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对我们来说带有几分神秘。我的哥哥们曾沿着它潜入一家中药铺后门，窥视到老李把那种希奇古怪的蛇虫百脚的干壳，和着什么东西的枯叶和干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给病家。据说有一次，他就用这种祖传的秘方，治好了一位被美国医生宣布了死刑的病人。药房边，是一个印刷房，专门印刷烫金的喜帖和过节用的彩旗。

    再往前走，就是鱼市场。橱窗里展放着一池一池已注定不能生还的甲鱼和其他水产，它们徒然地在铺着绿瓷砖的池里挣扎，同时还要互相倾轧争斗，为自己霸得一份较舒畅的空间。它们上方赫然写着一幅广告：“只供食用，不出售宠物。”穿着血迹斑斑白大褂的屠夫们，麻利地将顾客挑中的鱼剖膛开肚，一边坚决地向顾客保证：“都是活蹦鲜跳，刚刚捕捞上来的。”在生意比较清淡时，我们还能见到一篓一篓活生生的青蛙和螃蟹。大人们警告我们不能去惹冒它们。另外还有成箱的乌贼干，冰冻对虾，鱿鱼和鳗鱼。最令我害怕的是比目鱼。它们那扁平的身子和挤在一边的眼睛，令我想起一个被汽车压扁的小姑娘。我没看见她被碾死的情景，但一想起“压扁了”三个字，我就会联想到这条比目鱼。

    小街拐角处，是一家只有四只桌子的名叫“宏新”的餐馆。在楼道的隐蔽处，有扇写着“店主自用”的门，我和哥哥相信，一到晚上，强盗们就会从这扇门后出现。旅游者们从来不上宏新去，因为那里的菜单只有中文字而没有英文。曾经有过一个高加索旅游者，硬要我和同伴们在宏新的橱窗前摆好姿势拍照，橱窗背景是一只浓油重酱的烤鸭。拍完照，我向他介绍宏新餐馆。他问我那里有些什么菜，我就大声数说着：“猪内脏、鸭脚掌，还有章鱼肫”然后我和伙伴们笑着跑开了。

    我们逃到中国宝石公司的门洞里，担心他会追上来。

    我妈为我取名薇弗莱，就是以我们住的街名命名的。薇弗莱龚，是我用在文件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在家里，我叫“妹妹”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而且最小。

    每天上学前，总是母亲替我梳的头，她把我的浓黑的头发绞得紧紧的，编成两根硬扎的辫子。那日，当她又用那把尖齿硬木梳对付我的头发时，我生出一个要小小捉弄她一番的念头。

    “妈，什么叫中国式的折磨？”妈只是摇摇头，她嘴里衔着一只发夹。然后她用水沾湿自己双掌，把我耳后的发丝抿平，再夹上发夹，尖尖的发夹扎得我头皮生疼。

    “谁这么说的？”她问我，丝毫没有表示出对我的捣乱的斥责。我耸耸肩说：“我们班上的男孩子们都这么说，他们说做中国人最苦了。”

    “中国人最能干了，”妈妈言简意赅地说“中国人会做生意，还有中医和国画，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美国人才懒惰呢。中国人肯吃苦。”

    我哥哥文森特有一副棋子。在小街尽头，是第一中国浸礼会，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上那教堂去。教会的妇女们，就向我们分发圣诞礼物。

    圣诞老人由一个教会的人扮演。他穿着圣诞老人的长袍，套着硬纸板做的飘着棉花球的白胡子。待轮到我时，我很认真地回答了圣诞老人的种种提问，以至众人都以为我还太小，以为我相信他真的是那个给孩于带礼物来的圣诞老人。其实我只是装傻，不露声色。当圣诞老人问我几岁时，我当下就在心里估量：按美国算法，我是七岁，但中国历法，我八岁了。于是我便回答道：我生于1957年3月17日。这个回答显然很使他满意。于是，他又挺认真地问我，我是否愿意做个乖孩子，信奉耶稣，听父母的话。我知道他喜欢怎样的回答，便一一顺着他的心思很认真地回答了。

    孩子们都急不可待地打开他们得到的礼物。我早就知道，大包头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得到一大件礼物，打开一看，不过是一本有关圣经人物的画册。而另一个女孩子，选择了一小件礼物，结果是瓶香水。还有，礼物盒里的声响也很要紧，一个小男孩子选中了一份，晃起来会叮当响的礼品，他以为里面一定塞满了一角和五分的镍币，结果打开一看，那只是个锡制的地球形储钱罐，他一下子很失望，结果挨了她妈一个耳刮子后，快快地跟着她走了。

    轮上我抓礼物时，我便小心地用手指触摸着余下的各种礼品，试试它们的分量，估摸里面的内容。最后，我选中了一件沉甸甸的、用闪亮的锡纸包着、扎着红缎带的礼物。我没选错，那是一排十二色的、圆圈状的棒糖，我满意地摆玩了半天。哥哥温斯顿也选得挺聪明，他摸到一盒塑料插板，并附有一张说明书，可以按说明书指示，搭出一艘二次大战时期的潜水艇。

    另一个哥哥文森特，则摸到一副棋。那应该说是一份很相宜的圣诞礼物，只是很明显是一副用过的旧棋子，而且还缺少一个黑兵和一个白骑士。我母亲有礼貌地感谢了这位不知姓名的赞助人：“太破费了！”这时，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对我们全家颔首微笑着：“圣诞快乐！”

    但一到家，母亲就要文森特把棋子扔了：“她自己不要了，倒塞给我们！扔掉，我们又不是捡垃圾的。”她生气地说着。哥哥们装聋作哑，只见他们已兴致勃勃地把棋子摆开，一边参阅着已给翻旧了的说明书玩了起来。

    整整一星期的圣诞假期间，我就看着温斯顿和文森特下棋，我只觉得那棋盘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它比草药铺里老李的那些怪草药更吸引人。哥哥们下棋时的表情是那样认真严肃，这令我相信，这场游戏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奥妙，比宏新餐馆里那扇幽暗神秘的小门，更富有刺激。

    “我也来，我也来！”当哥哥们其中一个沮丧地叹气，而另一个则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时，表示一局棋已告一段落了，我便乘机恳求着。文森特起初不肯让我参加，直到我贡献出两颗圆圈形糖果来填补缺少的两枚棋于后，他才答应。他选了一颗樱桃糖作黑兵，选了颗薄荷糖作白骑士，凡吃棋者，就可把它真的一口吃下去。

    文森特开始教我下棋的规则：“这里一共十六只棋子，我也是十六只。喏，皇帝或皇后，两个相士，两个骑士，两个炮座，还有八个兵。兵第一步只能往前走，然后，他们能连走两步”

    “为什么他们只能走两步，不能走更多？”我摆弄着自个的兵问。

    “因为他们是兵！”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们非得走十字步才能吃一个子？为什么棋子里没有女人和小孩？”

    “为什么天是蓝色的？你总问这些傻问题！”文森特说“这是一种游戏规则，又不是我定出来的。喏，看这本说明。”他手里拿着那“兵”将说明书翻到有关“兵”的那一页：“兵p—a—w—n，兵，你自己去看。”

    正在一边做面团的母亲，拍拍手中的面粉，说：“给我看看！”她接过说明书粗略地浏览一番做出一副漫不经心地样子。

    “这种美国规矩！”她不置可否地付之一笑。“每个人来到异国他乡，首先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矩。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裁判便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滚回去。他们并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你问，他们说不知道，你自己去琢磨吧！其实他们是心中有底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拿着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奥妙。”说着，她狡黠地一笑。

    从此，我认真地钻研着棋艺，翻资料，查字典，还去唐人街的图书馆去啃各种有关棋艺的书籍。

    终于，我领悟了其中的不少奥妙，如何开棋？进而如何控制全局？一个好棋手，每考虑走一步，总要想到以后的三步四步，目光要远，而且得学会忍耐和不露声色，要会先发制人。我开始学会在棋盘前聚精会神，每走一个子，都三思而行，考虑它的后果。

    同时我也从中得到启迪，我不应该大披露自己的“为什么”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嘛。这是棋艺，下棋的诀窍，但也是处世行事的准则。然而你必须不露声色，不露声色。

    这个由六十四块黑白方格构成的世界，于我，有着无穷的魁力。我自己动手仔细绘了个大棋盘钉在床头墙上，每晚躺在床上，我便会对着棋盘再琢磨一番。很快地，我不必再拿糖果来换取一次下棋的机会，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下棋的对手。我的两个哥哥明确向我表示，他们更愿意在放学后，穿上hopalong牛仔服上街去转圈子，而不愿与我下棋。

    二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穿过那小路尽头的场地，那儿聚集着一群老年人，正在观看两个人下棋。我飞奔回家，取来了文森特的那副用橡皮筋扎着的棋子，并且没有忘记带上两颗水果糖去顶那两个棋子的缺。我回到场地上，走近一个正在观看下棋的先生。

    “下棋吗？”我问他。他双眼睁得老大，然而当看见我手臂下夹着的棋盒，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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